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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红： |
余老师,您好,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作为中学课文,影响着一代代的年轻人,但近来恶评不断,比如说它的构思呆板,修辞老套,思想庸俗,能谈谈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吗?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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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月色》还是一篇好文章，好在它的宁静、典雅。说它“老套”，是因为别人学它的太多了，不是它的责任。说它思想庸俗，显然是以哲学论文的标准来要求散文了，散文要具有众人可感的平常心，这不是“庸俗”。当然，在朱自清的散文中，这篇不算最好，最好的是《背影》。其他还有几篇，也超过这篇。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篇短小的美文，没有理由遭到那么多恶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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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洋： |
你好，余先生，你能谈一谈你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的看法？对于你自己大家都知道你经历了很多挫折。 还有一些关于你的批判，能谈谈你这些年的感受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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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的创造者太少，批判者太多，因此总是成果寥落，而是非不断。这种情景，一直存在，闹得连鲁迅都不想写小说了，改写杂文自卫，真是可惜。一九四九年之后更是批判连天，“七亿人民都是批评家”，这个风气至今没有中断。创造者凭的是个人灵感，哪里经得起社会批判？创造者生性敏感，哪里受得了恶言恶语？结果，沈从文不写了，张爱玲离开了，老舍自杀了，那么多作家成了右派了，只有“大批判”长盛不衰。我认为，如果这个风气不倒转过来，中国文学没有希望。至于对我的“批判”，纯属谣言和诬陷，与文本毫无关系，连我前面所说的“大批判”也比不上，不在我们谈论之列。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批判”，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医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领域，可见，文学真是“人学”，什么人都挤进来了。因此，在文学中，我们也拥有更多理解、原谅各种人的义务和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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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 |
在99上得知您近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我对“如何在中国复兴人文理念”这个题目很感兴趣，能否请您再为我们扼要地回顾一下？希望99今后会出售演讲的系列声像制品，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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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扼要地回顾也有困难，只能期待今后出演讲录或相关的音像制品了，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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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航航： |
问个私人问题，您曾说妻子是终点的出路，您平日和马兰老师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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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平凡，与千千万万个最普通的家庭没有区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忘记彼此的专业身份，这很轻松，也很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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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潇： |
余老师，我是一名中学生，您能对所有的小读者提一些寄望和建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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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重复一句我说了千百遍的话相赠：善良至上，善良为本；与善良相比，世上别的一切都不太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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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王子： |
最近读了章培恒教授详尽分析金文明借“咬文嚼字”“蓄意诬陷”余秋雨教授的论文，又读了上海几个相关机构对于余秋雨和“石一歌”、“写作组系统”、“清查”的调查报告，实在是大吃一惊。原来只以为余秋雨教授可能确实有点“问题”，被他们夸大了，现在才知，全是颠倒黑白的诽谤。请问余教授，在众口滔滔之下，您是如何忍住这天大的冤屈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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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连我的朋友也都认为我一定有一点什么把柄捏在别人手上。诬陷的功用，就是让更多人将信将疑，让当事人怎么也洗刷不清。通过这件事，我重新体验了历史上那些受屈灵魂的叹息，并且由此作出判断，历史上很多冤案是没有平反机会的，因此大量的历史结论是深可怀疑的。这么一想，我也就从个人遭遇上升为历史理性。真理未必愈辩愈明，大众的眼睛未必雪亮，这就是世间的不公、人性的无奈。也许，这是上帝在用一种逆反方式重新提醒我有关知识分子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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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一叹： |
余秋雨先生，您去年发出的“悬赏”很精彩。您在“悬赏”中公开告示，谁能出示您曾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一篇、一段、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章，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水作为奖金。这个“悬赏”让广大读者有所醒悟，因为“石一歌”是他们诽谤的中心点。但是您发现没有，自从您发出这个“悬赏”之后，报刊间对您的诬陷全部变成了同一个调子“余秋雨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态度不好，所以引起评论者的愤怒”。从《山西文学》、《文学自由读》、《南方周末》的相关人，都是这个口径。最近在《艺术评论》上又读到一篇，一看就知道是湖南那个与您同姓的诬陷者的化名。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我台阶下，又忸怩作态地把责任推给您。您同意我的说法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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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观察得很精确。辨别这些人的方法只须一条：如果哪篇文章只是指责受害人的“态度”，而绝口不提大群“诬陷者”的暴虐，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诬陷者，而且多半是主要的诬陷者。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悲剧，都是由悲剧的制造者来总结的。这是中国历史最深的黑暗。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太在乎诬陷和总结的时代，又遇到了我这样一个人，开始有点手脚失度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对着他们微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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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迪： |
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您在面对规模巨大的诽谤时采取了高明的“八不主义”，证明效果很好，因此被推崇为新世纪的“反谤经典”。这“八不主义”我记不全了，好像有“不卷入争辩”、“不固守沉默”、“不降低品位”、“不停止创造”等等。我很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见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诽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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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八不主义”是如何概括的，但从您记得的“四不”来看，好像有点道理。中国人在遇到诽谤时，万不可再像前人那样，只知满脸堆笑地谦虚接受，只知自认晦气地默默忍受。因为这样做，只能娇宠了恶势力，扩大了他们的地盘。但是，与他们直接搏斗又是犯不着的，因此必须研究积极的“反谤技巧”。在新世纪，中国人应该在集体的反谤、反诬、反谣言的智慧行动中，建立起一种战胜它们的信心，这是中华民族在人格上的健康标志。苟且偷安、逆来顺受的生存技术，应该结束在我们可怜的父亲一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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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乐： |
找到自己终身的事业 或道路很重要， 我是大学新生， 找到自己的路是大学中的目标。现在比较茫然 ， 自己的毅力不是很好，漫漫长路 。你认为怎样才是找到自己的路？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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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不重要，心境却很重要。心境好了，千里崎岖都能通向天堂；心境不好，康庄大道都是地狱的入口。我在刚入大学时为自己锻铸了六字心境：善良，快乐，健康。正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心境，使我度过了饥寒交迫、受尽屈辱的文革灾难，一路走到今天。当时，没有可能想下一个月的路，后来，我也习惯于干脆不想路了。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很对，只要心中有“过河”的“彼岸向往”，就可以了，不必制定准确的行进路线。制定了，走不通，反而徒生烦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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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太： |
我生活在香港，经常看到香港一些大报也经常刊登那些诬陷您的文章，台湾还出版过诬陷您的文集，影响不小。港台文化人对大陆的情况比较隔膜，看了也将信将疑。这种情况，您知道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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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香港、台湾应该更讲究实证、人权和法制，但那些报纸和出版社刊登和出版那些诬陷文章的前后从来不与我联系，更不把那些报纸的书籍寄给我。他们完全知道，我不可能通过自然途径读到那些文章和书籍。这样，就成了蛮了讲理的缺席审判和单向暴力，剥夺了我的知情权和反驳权。我为他们感到害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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