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台湾人民对那种选举时刻的造势，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情绪，那种越来越激烈的言词，那种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终于厌倦了，终于觉醒了。
　　 当喧哗渐渐远离，何时才会出现冷静、理性、而又深情的声音？
　　 我想到了文史学者、思想家、大散文家余秋雨先生。真如所意料的，余先生二月的来访，激发了台湾社会新一波的阅读热情、人文省思与文学探索。我想不出有谁比他更能点燃那埋藏在大家心底已久的文化火种与善良本性。
　　 二月的台湾，绵绵阴雨，秋雨却带来了人文艳阳天。
　　 余秋雨先生的所有演讲，中心主题是“人文坚持”，其中涉及对当代中华文化的深重担忧，对人格转型和人生选择的深入论述，对宗教文化的体验，对城市魅力的感言，以及对文学艺术的期许。他从台北、新竹开始，一直讲到台中、台南，场场轰动，竟然出现了一场挤满三、四千人的奇迹，而且一场比一场更热烈。
　　 所有这些话题，都是“天下文化”的年轻同仁脑力激荡出来的。这位优雅而博学的客人，照单全收。走上每一个讲坛，不带一页讲稿，就启动了那迷人的演讲。当听众仍沉醉於人文境界与逻辑思维时，时间已到，不得不嘎然而止；接着是现场的生动对话。
　　 阔别五年，余先生的文字魅力、演讲风采、深刻内涵，再度在台湾卷起了千层浪花；台湾读者对这位演讲者所表达的真诚与热情，也是我前所未见。那些最忙碌的各界领袖，从马英九、胡志强、林全、陈长文到张忠谋、曹兴诚、林苍生、白文正、李焜耀 ……， 也都成了听众。
　　 我自己最大的收获，除了从演讲本身获得启示，还有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城市的人潮中，看到了人性中所蕴藏的那股追求善良、理性、人文的力量！
　　 这股力量就是台湾的希望。也正是这股力量，使秋雨夫妇喜爱台湾。

（二）

　　虽然自己是从事经济研究的，但近年来我最关心的，不是“改变经济”现状，而是“改善台湾”现状。因此，去年八月出版了《八个观念、改善台湾》一书，其中五个观念是：
　　·推展“有灵魂的”知识经济；
　　·走向开放社会，厚植国家竞争力；
　　·提升人的品质与生活；
　　·培养人文情怀；
　　·构建“学习型台湾”。
　　 这五个观念，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余先生於二月七日抵台，在当天联合报副刊发表的《阔别五年》一文中，他指出在考察了九十六座欧洲城市并与中华文明做对比之后，发现了中华文明的诸多弱点，尤其在人文关怀、个性自由、知识份子责任、理性精神、法制意识等方面。这位人文学者看法，与我这个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改善方针，正是不谋而合。
　　文化的缺陷都会沉淀为负面的集体人格。这使我想起当年读到秋雨所写《小人——历史的暗角》时的激动与共鸣。我读后立刻写了篇《小人误国》来呼应。十余年来余先生在大陆所遭遇到的大量不实报道，内心对这种历史的暗角更会有最深刻的感受。关于这点星云大师说得好：活在一半好一半坏的世界中，面对外界的中伤，人们还是“不要理睬”。人文力量的价值，就在于它与各种负面力量完全不同，因此不能进入它们的逻辑。

（三）

　　中华文化历来既有负面也有正面。在秋雨众多的文化论述中，出现在《借我一生》第四卷第三章中关於中华文明的几段话，令我这个长期研究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人读后为之折服。
　　他写道，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於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於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他的这八项论述，是从自己对世界各古老文明的历险考察得出的，证明中华文明能在自身和外部大量恶势力的侵蚀中保持几千年生命力的原因。但遗憾的是，近几百年来，这种生命力常常被恶势力所笼罩。
　　近年来参照西方的管理学说，我也阐述过一个社会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生命力、竞争力、执行力等等观念。
　　事实上，早在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就当时的台湾现状写过这样的话：“台湾竞争力的下降，正反映出社会的‘恶势力'已经腐蚀并且超越了‘生命力'。‘恶势力'就是那股破坏社会正义、公平的作为；那股依恃上层关系、政商勾结获得特权的气焰；那股马虎、敷衍、不肯负责的行政惰性。这股有形与无形的势力，使投资者却步，使旁观者感叹，使充满生命力者气馁。”
　　从柔性的人文省思到硬体的经济发展，我们都无法摆脱无所不在的文化与制度的力量；我们更无法避免千年以来文明兴衰的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进入人文的省思，经常听听智者的声音。

（四）

　　“天下文化”与“远见”杂志能邀请到余先生在台湾停留三周，是我们对台湾社会能做的一些贡献。从春节初一在佛光山与星云大师对谈开始，余先生做了近十次演讲，又接受了台湾那些最重要的主持人的十余次访问。这些演讲、对谈和访问，台湾的各家电视台都很完整地播出了，很多读者又希望能看到文字本。“天下文化”的年轻同仁根据录音整理了文稿交给余先生看，余先生又作了仔细的修改。他说：“口头演讲和书面表述，区别很大。口头演讲的思路和用语，是根据现场气氛和自己的目光、节奏、轻重来决定的，这一切到了书面记录就全部不存在了，因此需要重新寻找话语支点。”此外，他又决定删去一些内容互相重复的演讲和访问。
　　他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在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文化人不能故做清高躲在一边。应该让更多的民众听到他们听得下去的人文的声音。”
　　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从这次巡回演讲到这本书，我们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的大空间、大时间、大文明下的忠实读者与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