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忠信：
　　 今天的“新闻会客室”邀请了著名的文化学者和作家余秋雨先生。他在台湾引起的震撼不输于政治人物。他这一阵子应邀来台湾演讲，刮起了一阵旋风。从早年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到现在的《借我一生》，他的著作对台湾的思想文化界确实起到了很深远的作用。
　　 我经常阅读他的书，每次读完，总是想起德国大文豪歌德与学生的一段谈话。歌德晚年曾问他的学生：“人生最高境界是什么？”涉世未深的学生一时无法回答，歌德告诉他：“就是惊叹！惊叹什么？就是对知识、对新鲜事物的渴求与反思。”
　　 我读余秋雨先生的书，也总是一次次在心里惊叹。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余秋雨先生本人，来与大家谈谈他最近的心得。
　　 先从您的新作《借我一生》说起。这本书广泛而深刻地记录了您整个家族的人生故事，请问最初决定写作此书的动机是什么？

余秋雨：
　　 主持人好。我经常在各种重要的电视谈话节目里，听到您以资深评论家的身份对各种政治课题和社会时事进行理性分析，引经据典、博闻强记，让人印象深刻。今天由您本人来采访我，非常不敢当。
　　 《借我一生》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有好几层，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想法是：找回个人记忆的权利。
　　 粗粗一想，任何人都有个人记忆的权利，其实并非如此。人的记忆具有很大的选择性，选择的标准常常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他人。例如在过去不短的年代，社会思维标准都以政治划线，很多人原先并不想这样，但久而久之也就“自然从众”了，他们的记忆也就本能地被筛选。我多次发现，很多老人的回忆录总是令人失望，原因就是这些老人的“记忆”太符合社会的既定逻辑了，尽管他们并不是要故意地屈从这些既定逻辑。在他们的“记忆”中，“应该如何”已经压倒了“真实如何”。
　　 在文革灾难中我还看到大量更令人吃惊的例子。如果一个单位的长官被批判了，这个单位的很多老职工都会产生大量有关这位长官的负面记忆，证明这位长官确实应该被批判；过了多少年，这位长官平反了，同样是这些老职工，却会冒出大量正面记忆来，证明这位长官现在应该被平反，当初不该被批判。这些老职工未必都是趋炎附势、投井下石之辈，他们的两段记忆也都没有凭空伪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景呢？我认为，是他们的个人记忆被他们无法摆脱的社会舆论筛选了，重组了。
　　 可怕的是，这些被筛选、被重组的记忆，都成了那位长官被打倒或被平反的证据。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悲剧，就这样成立了。中国大陆几十年间公开“平反”的冤案多达几百万宗，没有公开平反的不计其数，每一宗当初都有档案，都有“证据”、“证人”。由此可见，仅仅是个人记忆的被筛选、被重组一端，就把中国害苦了。
　　 其实，那些一次次提供不同“记忆”的老职工本身，也是悲剧。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抓不住真实的个人记忆。或者说，他们失去了个人记忆的自由和权利，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这个问题，文化人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容易受到“文本传染”。例如，中国大陆文化界对于文革的诠释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某些官方的文件和史传作品的衍伸，所发表的回忆录也大多如此，而且都围着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转来转去，很少有普通民众的真实记忆。但是，文革何以成为一场旷世大灾难？并不是在于那几个政治人物的权术较量，而在于亿万普通民众的切身遭遇。
　　 本来，我也很有可能受到“文本传染”，幸好，我的孤独出行和孤独执笔救赎了我。那天看着父亲刚刚停止呼吸的遗体，与父亲相关的记忆和我的被长期救赎的思维碰撞在一起了。当时我就想，我要用新的写作做一个示范，昭示更多的中国人恢复个人记忆。
　　 父辈和我们历来遭受的冤屈和毁谤，都由那些蛮横的政治概念所造成，事实证明，我们无法凭着那些政治概念自辩，而只能凭着个人记忆自救。个人的自救，也能组合成整个民族的自救。

胡忠信：
　　 我注意到您不只一次地提到“救赎”，而且我记得在您的作品中也一直出现近似的概念。您认为独自旅行是一种自我救赎，您认为写作也是。我读《邱吉尔回忆录》，发现邱吉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写作就是一种救赎，犹如泅水潜泳。”其他世界知名人士如奥古斯丁、戴高乐等也说过异曲同工的话。我想问您的是，您经历过很多生离死别，为什么把旅行和写作当作一种救赎？

余秋雨：
　　 救赎，是要把自己从“异化”状态下拉出来。
　　 即使对于一个不愿意出卖人格的知识份子，在威权体制下也会遇到丧失自我的两大陷阱。第一个陷阱是，由于信息封闭，不知道外部世界的多元思维，听来听去只是一种惯性文本，即使有点非议也很难脱离。这就像黑夜行路，永远以为只有一条，直到天亮才发现，开阔的大地怎么都走得通，完全可以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第二个陷阱是，威权体制总会假借民意，甚至直接与民粹主义溶成一体，就像文革中的“大民主”，而知识份子心中总有民主的梦影，因此总会在众声沸腾中怀疑自己，放弃自己。
　　 一个知识份子放弃了自己的个体人格，就会想方设法以伪装来填补，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道义的旗帜、冗奋的口号、夸张的愤怒……，而且这些伪装都想在人群中激起反响，让大家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欢呼。
　　 简单说来，大家都在失去自我的情况下表演自我，在失去人格的情况下表演人格。
　　 ——这就是我以前天天遇到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只有独自出行，才能摆脱众声沸腾；只有独自写作，才能摆脱惯性文本。这就是我所说的“救赎”的含义。
　　 至于您所说的邱吉尔、戴高乐等人把写作当作救赎，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我想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只有真诚的个人化写作，才能深刻地找回自己；只有喁喁私语，踽踽独步，才能一步步发现自我、修复自我。所以，这些杰出的政治家在拯救了整个民族之后，开始拯救自己。可惜，很多政治家在拯救民族之后却未能拯救自己。

胡忠信：
　　 您所提到的“异化”，台湾翻作“疏离”（ alienation），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现代哲学概念。愿意到沙漠旅行和思考，到海边探寻和写作，是世界上很多优秀知识分子共同向往的境界。我比较好奇的是，您从阶级斗争和后文革环境中走出，竟然能对文化和美学作出这样系统的重新思考，令我十分折服，经常让我想起艾略特说过的话：“人生要走出荒漠”。您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超脱过去的社会体制，保持清醒理智，反思生命意义，并从旷野中发声？

余秋雨：
　　 我很难相信那些明明置身在荒漠却反复声明自己与荒漠无关的人，更无法佩服那些置身在荒漠之外却高声责骂荒漠的跋涉者为何不插翅高飞的人。
　　 既然已经置身在荒漠，就应该仔细地打量四周，学会在那里存活下来，并且耐心地寻找穿越的路。
　　 年轻时的我，一方面暗暗地诅咒过荒漠，另一方面自身思维也曾部分地“荒漠化”。由此，后来走出荒漠，也是走出那一部分自己。
　　 从跋涉荒漠到走出荒漠的过程，非常激动人心，常常想起但丁的《神曲》。我敢说，从小就接受正常教育的人一定很难体验在一重重对比之后的强烈惊喜。我曾写过，敦煌石窟出现在沙漠深处，虽然行旅不便，但比出现在闹市通衢精彩得多，因为那里出现了对比，出现了惊喜，出现了困乏后的发现，出现了绝望后的满足。
　　 捷克原总统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健康是什么。”同样的道理，只有跋涉过荒漠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摆脱荒漠是怎么回事。其实，即使没有跋涉过 荒漠的人，在人格和思维上都可能出现严重的“荒漠化”，怎么办？去请教从荒漠出走来的人。
　　 当然，我真正 从人格和思维上走出荒漠，还要感谢阅读。选人类历史上公认的第一流思想成果来虔诚学习，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很快就会使对比更加强烈，使惊喜更加深刻。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发声，因为只有发声才能使复苏的人性获得客观形态，使自己相信，也使大地相信。

胡忠信：
　　 我们继续聊“人性”。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曾说，人在“独特处境”下会感受到上帝的呼召。我发现您在著作中，反复提出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在何处？我往哪里去？ —— 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您找到答案了吗？还是仍然处于疑惑中？

余秋雨：
　　 找到了一些，但仍然处于疑惑中。
　　 真高兴您提到齐克果。我在长夜漫漫的哥本哈根，想得最多的就是他。他实在太孤独了，明明被小报诽谤却被广大市民看成是“第一流的恶棍”，他无以自辩，只能站在旷野里和上帝对话。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出了人们的可选择性，因此成了后来存在主义的“精神上的父亲”。他给我的一个重要启发是：选择是多元世界的权利，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孤独的结果。
　　 因此，就像您在《借我一生》的最后读到的那样，我和妻子还在寻找一个小岛。寻找孤独，也就是寻找选择的可能。选择什么？选择存在。

胡忠信：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小岛”在哪里，或许只是一个象征的名称。但是，这有点类似于使徒保罗走向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称之为“打破”，希望生命能够重新解码，重新出发。
　　 请问，您在这种苦行僧般的生命叩问和生命救赎中，对当前的华人知识分子有什么期许？

余秋雨：
　　 就人数而言，华人知识分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很值得同情，但是，不幸的遭遇也种下了不幸的病根，尤其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中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太大，不少人形成了一种集体负面人格，那就是虚假。
　　 在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利用虚假的话语为灾难提供了逻辑，提供了理论，提供了文本，提供了传播激情。结果，经由他们，虚假的一切变成了文化暴力，因而扩大了灾难。
　　 现在，社会已经不热衷政治运动了，但是这种不惜以虚假的一切伤害别人的心理习惯，通过某些知识分子的示范，似乎更加没有制约和禁忌了。
　　 现在，我想对这些知识分子说：你们把玩虚假，也许为了自己，但最后找回来的自己，也必然是虚假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延绵千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就遗失了自我而进入集体的虚假人格，该结束这个过于漫长的悲剧了。收起攻人的剑戟，剥除自己的假面，离开互斗的战场，安静地叩问和救赎自己的生命吧。

胡忠信：
　　 您很深刻地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点了出来：缺少最基本的精神禁忌和文化制约，在虚假中获得不正常的自由，结果既伤害他人，又失去自我。
　　 这让人想到，二十世纪中叶德国那么多知识分子为何容许了希特勒夺权。彼得杜拉克解释说，当时有两种人 —— 狼与羊。狼为虎作伥，羊则驯服沉默，两者都失去了自我。
　　 您有一个很好的观念，那就是不管身在何处，都要追寻真实的自我。正像神话学大师坎伯在《英雄的旅程》里说的：决心做自己，就是英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就是这一点。
　　 最后剩下一两分钟，请您做个结论。

余秋雨：
　　 我们的生命，很可能一直处于卑微状态之中，互相骚扰、共同降低。要提升生命的质量，首先必须超拔自己的环境，开拓生命的空间。超拔和开拓的途径就在我们身上，一是用眼睛，二是用脚步。用老话来说，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还要补充一句新话，那就是：在书和路的中间，为了找到生命的真实 而苦苦思索。

胡忠信：
　　 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人生，就是投入灵魂的旅程，探寻生命的意义。
　　 十分感谢余秋雨先生接受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