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
在很多爱看书的人的心目中，“余秋雨”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这个名字如果推出新的著作，对爱余秋雨的读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又可以看到让自己放心的一个文化上重要品牌所发表的见解。
像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借我一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写了余先生人生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段落，在一个很不安静的环境里，毫不顾忌地从容写来，写得那么细致、诚恳。
请问余先生，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参考过其他伟大作家的自传？
余秋雨：
倒是没有参考过。
我在文学写作上有一个习惯。平时看书很杂，但要动手写散文，就不看别人的散文了；要动手写回忆，就不看别人的回忆了；要动手写剧本，就不看别人的剧本了；要动手写诗歌，就不看别人的诗歌了。
文学是一种个人心灵的探寻，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行当”。因此，不应该存在同行竞争、同业互窥。真正的文学写作者不可能产生“文人相轻”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少知道其他文人在做什么。他们自己在山间独居，在湖畔漫步，在斗室深思，而不会成天在翻阅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那是文学爱好者们做的事。我当然也读过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自己开始写作后就很少再读了。与文学界的好朋友见面，几乎没有谈起过彼此的作品，对我来说也谈不出来，因为确实没有看过，我只因他们是好人、够朋友，才交往。
至于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借鉴，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这主要完成于文学写作的准备期，而不是实施期。准备期的积累，是整体性的；实施期的借鉴，很可能受到局部牵引，导致自身格局的变形。
我拒绝在文学写作时东张西望，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拒绝在思维和感觉上的同化。人很容易受到传染，尤其是受到那些成功作品的传染，但是，一个人哪怕是被成功的作品剥夺了自我，也是悲剧。
《借我一生》是记忆文学，我想在一个处处都是集体话语、官方话语、重大话语的环境里争得个人记忆的权利。个人记忆的权利，必须从结构到细节都悉心维护，但个人的边界总是脆弱的，因此更要提防异己文本的骚扰，即便是伟大的文本。我认为，它们正因为伟大，就更容易构成一种文化强权，那就更需要防范。在文学上，我们固然不能做恶劣文本的奴隶，却也不能做伟大文本的奴隶。任何个体生命在文学上都是可以无限深入的，因此都是平等的。
蔡康永：
余先生的这本记忆文学，确实是别人的作品无法取代的。
一是中国社会在政治面上波动很大，却很少有人拥有您这样的思想文化上的重大经历；二是即使有个这样的经历，也不会像您这样在走向高峰时突然离开，返回平地，选择做一个彻底的自由人；三是即使离开了也不见得有胆识来思考过去和未来、中国和世界；四是即使思考了也未必有这样的才情和文笔表现出来。
我要问的是：这样一本书，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写？
余秋雨：
一股水流蓄势已久，但是它要奔涌而出，还需要最后一个触因，例如，一块石头的挪动。
父亲的去世，以及我们在他每天紧锁的抽屉里发现了那一堆文稿和纸条，就是这个触因。石头挪动了，闸门打开了。
对文学来说，这也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构要素，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在文学中，结构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尽管它常常是隐匿的。父亲的去世给了整个回忆一个结构，提起一点，牵动全局，并由此构成统一。美国作家劳逊提出过“从高潮看统一”的观点，很有见地，但更进一步来看，一种被高潮统一了的全局，就是结构，不管这个高潮安置在作品的什么部位。
父亲的去世既是形式上的高潮，也是思想上的高潮。我由父亲留下的那些纸条，产生巨大震动，发现我以前引以为傲的许多理由，很值得怀疑。我以前一直很满意自己在文革中不与造反派同流合污的清高，但我现在看到，当时被关押在隔离室的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居然向造反派写了一张张借条！他考虑的全家生计中，包括了我，而我当时并没有被关押，如果要想求得造反派照顾我家，机会比父亲多得多。父亲低声下气地求借，却没有借到，而我却自以为保持了什么人格原则，坚决不做父亲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其实，我在当时保持的人格原则是什么内容呢？细细回忆，一半空洞，一半错误，哪里比得上父亲在无望的羁押中为救助家人所作的努力？如此一想，我对以前的人生观念产生了重新认识，并深深向父亲忏悔。
这一点，也足以从思想上把种种回忆统绾起来。否则，种种回忆再精彩也缺少大结构，成为一堆残锦碎缎。
与小说不同的是，《借我一生》的形式结构和思想结构是一种自然存在，我只是发现、捕捉、汰洗了它们，而不是出于虚构的设计。有时，虚构的设计还比不过自然的存在。
蔡康永：
在您看到父亲留下的借条之前，一直没有设想过当初不妨放低身段，让家人的日子好过一点？
余秋雨：
没有。
这在今天想来简直不可思议，却是我长久以来的一种固守。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使我陷于这种误区？大概，一是因为偏执地理解了古代书生的“气节操守”，居然把亲人的温饱生计置之度外；二是因为文革后接受了官方和传媒对文革的解释，把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灾难的责任，推到了造反派的身上，把他们妖魔化了。因此，觉得自己在文革中不与他们交往是正确的。父亲可能也受了这种官方舆论的一点影响，否则为什么一直把那些借条紧锁密闭，直到生命的终了？但他在行动上却冲破了这种禁锢。
我现在用这本书表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和生活状态都是至高标准，而在极权政治中的上层派系斗争却是微不足道的。极权政治中的上层派系斗争，严重地祸害了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结果，却要普通民众抹去自身伤痛的记忆，来一次次仰望、学习、划线、批判、考证、缅怀，真是荒唐极了。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
蔡康永：
如果熟悉余秋雨先生以前的著作，就知道他花很多精力在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很想搞清楚这些人 到底在 关心什么，他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面对人生的难题和社会的难题，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借我一生》这本书里，余先生再一次集中地谈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远没有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纯粹，好像永远怀抱着很多另外的企图，例如想做官，希望被上司赏识，等等，结果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能。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冒昧地问一句：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做中国的知识分子，例如做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
余秋雨：
我幻想过根本不做知识分子，而且这个想法很强烈。
这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做知识分子，而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看到一些知识分子被迫害，却又看到更多的知识分子去迫害他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虚假。明明想迫害同行和名人，却要打出一面道义的旗帜；后来证明迫害错了，他们又会打出另一面道义的旗帜，把迫害的责任推倒别人身上，再大声地批判别人 ……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大作家老舍先生去作家协会，一位同样有名的老作家当着中学生的面揭发说：“老舍在美国领过美金的稿酬”。当时的中学生只知道美国是帝国主义头子，便开始批判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怎么能对这些孩子们说得明白，美国历来不用人民币支付稿酬？当夜，他就投湖自杀了。文革结束后，那些中学生受到追查，但那个老作家和其他许多揭发了别人、伤害了别人的老作家都像没事人一样，愤怒批判文革。
我在文革开始时才十九岁，见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真为他们感到羞耻。文革结束后我在担任院长和上海市教授评审委员会负责人期间，不断收到知识分子之间各自为了自身职位的提升而狠命揭发他人的信件，揭发的内容大多都能置他人于死地。这也是我终于要彻底离开这个圈子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中国媒体间的毁人谣言，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即便 被揭穿了还是继续造，已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事实已彻底相反。天天造谣毁人，却又坚守一个界线，他们绝对不会去批评一个有点背景的官员，即便仅仅是一个科长。当然，在比例上，这样的人物在知识分子的总人数上还是少数，但其他多数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呢？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
对此，您一定从我的书里看到了深深的悲观。是的，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症结在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症结在于人格，人格的症结在于虚假——那么，如何解决虚假呢？抬头看看满山遍野越来越宏大的制假、造假机制，我怎能不悲观？
《借我一生》花费很大篇幅来表述这一切，可能是太沉重了。这是我内心最痛切的真实感受，但对年轻读者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
因此，康永，您也是写书的人，我想与您商量一下，能不能根据有些读者的建议，从《借我一生》中挪开那些过于阴暗、过于复杂的内容，挪开那些描写政治风波和投机人物互为表里的章节，挪开我自己的艺术经历和行政经历，只留下从童年到今天家人的悲欢离合，变成一本簿薄的“精华本”，交给年轻的读者和繁忙的读者？
蔡康永：
对此我深表赞同。您所说的那个专写家人悲欢离合的版本，一定会感动更多人。其实，即使像我这样的读者，对大陆的政治环境不很了解，读到那些过于复杂的部分也会受到干扰。
余秋雨：
那我就有信心了，抽印一个簿簿的版本吧。有人如果读了这个版本还想多读一点，可找全本。
蔡康永：
您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后来一直读了那么多。现在是不是有压力，发现世上还有很多好书，人的一辈子根本读不完？
余秋雨：
好书是读不完的，但对此我没有压力。
不必到书店和图书馆，我家里的藏书就读不完了。过去想读尽天下好书，那是因为见识太小，不知道天下之大。这就像在乡村河边，对自己游不到对岸会构成一种压力，但到了大海边，就没有这种压力了，因为一看就明白，谁也游不过去。
现在，我反而想读得少一点。因为一般的读书为了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当然读得越多越好，而我自从开始文学写作，把激发创造性思维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更多的时间内，对自己心灵的挖掘超过对外界知识的涉猎。辛格说，一个年轻的作家，总要看得多，写得少；一个成熟的作家，总要看得少，写得多。我不管算不算成熟，至少不再是一个年轻的作家，已经有权利少看一点。
读书开始时，需要一定的数量，但到了一定的境界，数量确实不重要了。一花一世界，悟少能得大。遥想古代哲人，看过的书远远不及我们多，却创造了我们永远无法追赶的智慧。这么一想，面对茫茫书海，心也宽了。
蔡康永：
感谢余先生到我们这里来作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