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很高兴在节目现场邀请到余秋雨先生。余先生午安！
您已经几年没来台湾了？
余秋雨：
五年。
杨照：
相隔五年，却丝毫不影响您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
一般台湾媒体对您的介绍是“中国大陆知名作家余秋雨先生 ” ，但台湾读者在读您的文章时，并没有什么障碍和距离感，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余秋雨：
我的书在大陆有大量盗版，其中有两种的封面上印着“台湾余秋雨”。盗版者大概觉得台湾有一点“距离美”，其中包括政治上的距离，因此更好卖。
但是这个现象也证明我的一个目标达到了。我心中的写作，只是华文写作，而不是地域写作。文学本要把划地为牢的人们释放出来，岂能用写作的笔再在地上多划下两道沟壑？莎士比亚、贝多芬、罗丹、海明威把全人类的共性都刻画出来了，地球上任何角落的文化人面对他们都不会产生太大的障碍和距离感。我们只在华文圈里，为什么不能在字里行间悲欢与共？
杨照：
您的书在海峡两岸都有非常广大的读者群，所以那些连您的籍贯都不知道的人也在盗印您的书。如此畅销，对您是一种喜悦（ Pleasure）？还是一种压力（Pressure）？
余秋雨：
这两个从字型到发音都靠近的英文字，对我都有份。
我不愿意做那些看似发生、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的事。我的书被很多读者接受，证明我的写作不仅真实发生，而且真实完成了，这当然令我喜悦。
由此产生的压力有两种。第一种压力是因读者的数量而形成的责任，这种压力应该变成继续前进的鞭策；第二种压力是有些读者喜欢了我的一种写法而不希望我改变，这种压力应该突破。简单说来，既有向前催的压力，又有向后拖的压力，我不能为了沉湎喜悦，躲避前一种压力，屈从后一种压力。
杨照：
您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借我一生》。但我不应该因为喜欢，希望您以后的书都写成这样。读者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对作家造成压力。
与这种压力相关，您当初远行考察就是为了补充教科书里没有表述的东西，但现在不少读者却把您的著作当作教科书来读了，对这种逆反现象，您有什么感触？
余秋雨：
这些读者如此爱护我的作品，我非常感谢。
但是，我必须提醒自己：不管读者们用如何凝固的眼神关顾着我，我的脚步却不能凝固。我的写作生命，在于通向未知的前沿，我的笔触，也一直处于探寻状态。这种状态很不适合于教科书。因此，即便我的文章收到了教科书里边，我的生命也在教科书之外。
杨照：
您原来是一个戏剧学者。戏剧修养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产生影响？
余秋雨：
有。
第一，一落笔就要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不能不顾读者而自言自语，这与舞台演出中每时每刻都不能丢弃观众是同一个道理；
第二．重要的场合力求有画面感，这在戏剧上称为“必须场面”，有景，有人，有运动。散文写作中未必能获得，如能获得，就要珍惜；
第三，文章如果有涉人物对话，力求自然、生动，不作假兮兮、文绉绉的书面状。
杨照：
我还想请教旅行写作上的问题。您怎么处理旅行和写作的关系？是出去一次写一篇，还是边走边写？您有没有不写作的旅行？
余秋雨：
我的写作方式各种各样，没有形成模式。
写《文化苦旅》时的情形是：每次出走都没有写作动机，半道上产生了强烈感觉，就在旅馆里写，但更多的是回来后写。也不是回来后立即写，而是过了不少时间，到了不少地方，唯独那几个地方总也忘不掉、抹不去，就开始写。一般说来，去了十个地方，觉得值得写的地方大概有两个，等到动笔，真正写到底而成了文章的，只剩一个，因此旅行和写作的比例是十比一。
《山居笔记》就不一样了，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里想好了一些题目，回忆自己以前考察时的感受，两相结合，决定进一步进行重点考察的计划，其中有不少是旧地重游、重复考察。等动笔后发现有些问题有待再度核查，就再去，因此每一篇都写得非常辛苦。这本不厚的书，整整写了两年，天天在为它忙。
杨照：
到国外旅行就不一样了吧？
余秋雨：
对。《千年一叹》，是一种历险写作。从北非、中东、中亚到南亚，大多数地段都充满恐怖，天天有被绑架的危险，天天不知道在何处吃饭、何处住宿。我的文章每天一篇在世界各地重要的华文报纸上逐日转载，无法中断，因此只得趴在荒原石墩上写，伏在吉普车车轮上写，写了半页就要交给刚刚调好卫星发送系统的技术人员，连重看一眼的可能都没有。《行者无疆》写欧洲，虽然不再恐怖，写作状况也差不多，每天一篇，边写边发。
杨照：
这样的写作，既没有资料可以参考，又没有时间进行修改，如何保持其间的文化性呢？
余秋雨：
这是我对写作这件事情的边缘性试验。看上去似不严谨，却是对一个人的平日储备、即时感受和执笔能力的极端性考验。每次考察都达半年之久，自己想想也真不容易。这样的写作方式不应该成为惯例，不希望青年学生来摹仿。我作了试验，就可以了。
如何在这样的写作中保持文化性？答案是：长期储备，长期磨练，使自己的瞬间直觉都包含着文化判断。
杨照：
您每次到外国旅行考察，是否都会增加或改变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余秋雨：
对。每次都会从对比中进一步认识中华文化的集体心理。
杨照：
您说到中华文化的集体心理，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大陆发生的所谓“余秋雨现象”了。您那么艰辛地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考察的结果又广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却受到一些人没完没了的围攻。这对您和广大读者，都绝对不是快乐的事。我觉得这不是单纯的个人事件，而是反映了一种集体心理，更是反映了现代文明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您作为当事人，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余秋雨：
您说得对，这不是个人事件。
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在转型，而文化的转型还没有起步，但文化界已经感受到巨大的不安全，很多人怕自己失去最后的话语市场，成为文化上的“下岗工人”。而且，确实已有很多事实证明，他们的文化思维早已跟不上时代，越来越不受学生和读者欢迎，只是靠官方机制和官方媒体勉强支撑着。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他们看到有人居然受到了学生和读者欢迎，便立即视为与自己争夺资源的人，顿生嫉恨。
杨照：
有限的资源不能满足他们无限的欲望。他们又不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资源，只能攻击获得了资源的人。
余秋雨：
其实在文革中 也是这样，很多文化人首先集中攻击文化界 的名人，理由是他们既有名又有利，所谓“三名三高”。但是光从名利着眼毕竟太露骨，因此又伪装正义地“揭发”出他们有“历史问题”，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不反对国民党”等等。其实，哪有什么“历史问题”，都是现实问题，那就是他们应该分一点名利给攻击者们。
杨照：
因此，我一直觉得“余秋雨现象”必须从中国的集体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才能明白。
我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最严重的问题是把两个英文字混淆了。一个字是 jealousy(嫉妒)，另一个字是justice（正义）。这两个字的含义相差很远，但在很多中国文化人那里，常常把嫉妒当作正义，把打倒有名的人当作伸张正义。当这种混淆达到某种程度时，对社会的伤害会非常巨大。
我好奇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您不可能完全 不动气。这对您冒险考察人类文明的使命，有没有产生影响？
余秋雨：
我钦佩您用混淆 jealousy和justice这两个字的含义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这确实击中了要害。单纯的嫉妒，人们能够辨认，但一旦蒙上“正义”的面目，人们就很难识别了。中国老百姓历来最容易受到“正义”的蛊惑，却又完全没有实证意识，于是，一个个名人都倒下了，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的原因。
一开始，我当然很生气。因为他们请出来的打手所造的谣言实在太低级又太耸人听闻了，一下子弄得观者却步、街市错愕、善恶难分。等到谣言 终于破碎，真相终于大白，两方面目已情，打手们却不羞不逃，依然高声叫喊，一月月、一年年地喊下去。更让人无奈的是，多数媒体都站在造谣者一边，因为它们原先就天天期待着名人出丑，但在中国大陆，完全没有政治背景和团体背景的名人几乎没有，因此有所忌惮；现在终于找到一个，便兴高采烈，一起下手。
在这种情况 下，要分清是非是不可能的了。正是在这种绝望中，我继续一次次出行，情同义无反顾。如果还有辩论的场所、讲理的余地、裁判的机制，我可能会浪费更多的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方的彻底无理，反而节省了我的力气。
杨照：
我想问的是：这些事情现在尘埃落定了吗？
余秋雨：
没有，也不可能。
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寄生”而“扬尘”的。他们寄生在别人身上，却又要掩饰这个事实，因此永远需要一次次扬起尘埃来模糊社会视线。因此，只要这些人在，没有尘埃落定的时日。有一个人刚刚在法院里签署了向我道歉的文书，那总该尘埃落定了吧？但不，他一离开法院就声言要作“庭外审判”；另一个人公开揭发了我的很多“文史差错”和“剽窃”罪证，有学者翻着原书向他指出他所说的根本不是事实，他轻松地说：“我是想当然”，但决不道歉，还是凭着“想当然”出版一本又一本“纠错”的书。
你看，铁证如山，历历在目，他们还是决不让尘埃落定，只因为他们还要借着尘埃寄生。
有趣的是，很多读者也喜欢这种尘埃，喜欢在尘埃中观看别人、欣赏世情、评论是非。几天前这里有一位女主播问我：“您承认自己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吗？”我反问道：“什么叫争议？难道你走在街上有两个小流氓向你说脏话、吹口哨、掷垃圾，你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主播了吗？”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冒犯这位可爱的女主播，但中国式的“争议”基本上就是这样。例如我被“争议”了那么久，有哪一个人、哪一篇文章，对我十五年来的大量考察结果提出过一丝一毫不同的意见？对我在华文写作上的探索和试验提出过一点一滴的商榷？中国式的“争议”，全在人们无法查证的“人格谣言”上。这就像，说一个经济学家有“争议”，不是指他的经济学理论，而是硬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偷过旁座女同学的一枝铅笔；说一个著名画家有“争议”，不是指的绘画艺术，而是硬说他曾经把脚癣传染给了家人。可佩服的是，那些人有本事把“铅笔事件”和“脚癣事件”批判得大义凛然、义愤填膺，并断言中国之落后、文化之破败，全应归罪于这两大事件。久而久之，很多媒体和读者也觉得元凶已缉、世事已定，再眼巴巴地期待其他事件的发生……
既然中国人喜欢这一套，我的心也就平了。我注定会在“尘埃”中度过这辈子。滚滚红尘，反让我知道活在何处，并活得如此真实。
杨照：
谢谢余秋雨先生。那么多寄生者企图分享您的读者资源，甚至企图分享读者对您的喜爱，那就让他们去分享吧，您也好就近从他们身上研究中国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