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余秋雨的年纪不算小了，文笔又典雅畅达，很容易被看成是老派主流作家。但奇怪的是，十余年来，他在海内外华文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量不同国籍和背景的青年，甚至少年，一批又一批地成了新增“余迷”，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经过多年观察和对比，发现余秋雨已经把一种完整的“现代性”变作了自己的生命方式。他比许多表面上很现代的年轻作家更现代。
　　 法国社会观察家 L·申恩教授在1996年发表的《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一文中指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化中，什么是最深刻的现代性？第一是大流浪所产生的无界感受；第二是寻根以后的失根状态；第三是逃离特权后的孤独体验；第四是保持格调却又关注流行的边际生态。”
　　 由此可见，精神文化上的“现代性”，与经济建设中的“现代化”有根本的差别，也与艺术技巧上的“现代手法”很不相同。
　　 欧美的现代文化史证明，真正深刻的现代性，对广大民众来说一定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已经进入了现代。所以，真正深刻的现代性，大多会产生某种非主流方式的流行。
　　 从申恩教授提出的“最深刻的现代性”四原则，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余秋雨。他的生态选择，早于这四原则的提出，而申恩教授似乎也不可能认识他，因此，看似巧合，却证明了一种重大精神过程的非偶然性。

　　　　　　　　　　　　　　　　　　　　　　　　　２．
　　 “大流浪所产生的无界感受”，可以从余秋雨第一本流浪文集《文化苦旅》和最后一本流浪文集《行者无疆》这两本书的书名中得到最好的印证。“无界”和“无疆”，在外文中可以是一个字。
　　 欧洲在前几个世纪就出现过一些以流浪、行吟为主要行为方式的艺术家，但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派流浪”，更着重于内在的精神流浪，其中包括着在不同时间段落和空间段落中的放逐和冲突。“在路上”，这个概念在现代文学中并不是指旅游，而是指当代人在辽阔的移动空间中的含泪嬉戏。
　　 在华文领域，於梨华较早地表现了“现代派流浪”，然后很快，白先勇和三毛把这件事情做精彩了，立即产生巨大影响。白先勇是从中国历史的断裂处放逐出来的，他写尽了一个悲壮的流浪者群体“台北人”，而自己则在更远的流浪地美国西海岸品味着群体的流浪和个体的流浪。这种由大陆、台北、美国三度景深所组接成的空间流浪，折射着一场改朝换代、人事全非的时间流浪，实在具有一种宏伟的现代意义。紧接着白先勇，三毛用个人的冒险远行，使流浪成为一种生命行为。她的主要流浪地，是撒哈拉大沙漠，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陌生地带，而且也是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这就使一个最柔弱的东方生命接受了最粗犷的挑战和拷问。这种流浪，是从生命断裂的方式开始，更是以一种真正残忍的生命断裂方式结束，道尽了现代派流浪的险峻和悲哀。
　　 如果说，白先勇的流浪是历史断裂处的脚印，三毛的流浪是生命断裂处的脚印，那么，余秋雨的流浪则是文化断裂处的脚印。
　　 这是神秘力量的故意设计吗：让一个父辈血泪战场的叛逃者去追寻历史，让一个敏感江南家庭的叛逃者去追寻生命，让一个文革恐怖荒芜的叛逃者去追寻文化，三者都万里迢迢，三者都充满苍凉？
　　 我的这种归纳显然不是牵强附会，因为我最早翻开《文化苦旅》台湾版时，第一页就是白先勇的极高评价，而在余秋雨的“自序”中，打眼就读到了三毛。
　　 这是一脉希罕而又强劲的细流，在不同的远方用畅达而不艰涩的华文，演绎着最深刻的“现代派流浪”。
　　 相比之下，余秋雨的文化流浪，在规模上比白先勇和三毛都大得多，甚至达到了一定的完整性。他一出发就决定了此行无界，因此几乎走遍了全世界。除了地理疆域之外，他还快速地穿越了专业学科的边界、学术和文学的边界、知性和感性的边界、古老和亲近的边界、历险和深思的边界、急就和精致的边界、荒芜和美丽的边界 …… 每一道边界的穿越，都会搅动一连串原有的森严壁垒，引发层层叠叠的所谓“争议”，但他连“争议”也穿越了，作为一个无悔的远行者，他不会理会路边小屋暗窗里那些惊恐而抱怨的眼神。
　　 余秋雨从不为自己的思维和感受设限。他说，他对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有一种崇敬和忧伤，但他在谈论中华文化的时候从来不受限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反，他时时保持着对这些主义的警惕。
　　 他的这种状态，带来的第一效应是，不管是台湾读者还是海外读者，读他的书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就像见到了一位已经共同相处很久的兄长和老师；带来的第二效应是，读者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地域环境中，读他的书，总能使胸襟越来越宽。
　　 这也就是由流浪带来流行的原因。二十世纪后期的“现代派流浪”，几乎全由流浪带动流行，因为人们已经厌倦本土老曲，只有的流浪者的歌声才能打动每座城市的每个窗户。白先勇和三毛已经由流浪而流行了，余秋雨则在这方面开拓了新的境界。

　　　　　　　　　　　　　　　　　　　　　　　　　３．
　　 “寻根以后的失根状态”，余秋雨表现得尤其充分。
　　 在台湾，寻根的大手笔，有电影的侯孝贤，舞蹈的林怀民，以及早一点的汉声。余秋雨以一种连贯的大意象来表述他的寻根目标，那就是他一再写到的废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文革灾难中看透了身边的精神文化早已成为一个肮脏的废墟，因此他要去寻找一个伟大的远年废墟。
　　 《文化苦旅》是寻找伟大废墟的首度实录。才走几步，已使所有华文世界的读者产生一种神秘的共鸣，因为那是 在寻找大家“文化身份”的朦胧依据，但大家心里又隐隐知道，这种“文化身份”大多已经废弛，只能跟着余秋雨远远缅怀了。《文化苦旅》让大家的动情处，也在这寻根和失根之间。
　　 《山居笔记》里描写的废墟更大、更令人伤神。这似乎是一部以失根的灾难为主题的作品，但主题里还包含着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失根的灾难中能保持一点尊严和人格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文化的功过如何？
　　 为了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余秋雨顺理成章地下决心要去考察人类历史上可以与中华文明构成对比的那些异域的伟大废墟。这就出现了三重废墟系列：身边的肮脏废墟——中国的伟大废墟——人类的伟大废墟。
　　 如此里里外外地辛苦寻找，他仿佛找到什么了。他在布满极端主义枪口的荒路上感受了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又在西方的街市间感受了中华文明衰落的原因。他还用谨慎诚恳的语调，把这些感受告诉读者。这样的结果似乎很圆满，但圆满会阻断“现代派流浪“。幸好，一种重大的冲撞打破了这种圆满。就在他九死一生终于返回中国大陆的时候，一个青年人利用一个老年人散布的谣言，故意把他这个文革的受害者硬说成是“文革打手”，居然受到大量自称“政府喉舌”的报刊的大肆炒作，全国冷眼旁观。他不是试图摆脱身边肮脏的废墟才去寻找伟大的废墟的吗？谁知那个肮脏的废墟追上了他、笼罩了他。他又失去了刚刚找到的对中华文明的过度乐观和过于依赖。
　　 这本来有可能使他的精神流浪偏向于西方，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带头批判他的青年人竟以批判业绩进入了美国的人权保护名单，美国政府出于对中国的无知而听信假话，把用权者和受害者完全颠倒了。照余秋雨自己的说法，他只能低头对自己脚下的土地苦笑一下，又抬头对遥远的美国苦笑一下，不想再说什么。他的精神，将会在一种更无归宿的空间中流浪，这便是他《借我一生》的真正主题。
　　 为此，喜爱他的读者不应该怨恨而应该感谢那个青年人和那个老年人，他们的数度颠覆，更好地成全了余秋雨，使他寻根而失根。于是，余秋雨从万里叙述回归内心沉吟，从一个当代无人可比的文化考察者，上升为一座精神孤峰。

　　　　　　　　　　　　　　　　　　　　　　　　　４．
　　 申恩教授所说的另外两个原则，也恰恰是余秋雨的行为特征，我只能简单地提几句了。
　　 “逃离特权后的孤独体验”，说来容易，实则很难，尤其对余秋雨。因为余秋雨仍然生活在一个特殊体制的环境中，无特权几乎寸步难行。更重要的是，他本可得到很高的特权，却在十余年前弃之若草芥。知道大陆文化界的人都知道，连所有没有资格当官的文人也都会想方设法在各级人大、政协、文联、作协里谋取一个位子，取得一种“亚特权”，但余秋雨连这一切也全部不要，据说连作家协会会员都不是。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鸣清高，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体验孤独。这种孤独，使得那些针对他的攻击怎么也不会受到任何官方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阻止，因此也使他的体验加深了，构成了一种看似恶性实则良性的循环。
　　 “保持格调却又关注流行的边际生态”，也是余秋雨区别绝大多数大陆文人的地方，因此也是受到两方面攻击的原因。那些批判者认为，身处当今潮流之中就不应该保持什么人文精神的格调，他们认为余秋雨文章太正经、太典雅；相反，他们又认为，既然保持了格调就不应该关注流行，不应该参与带有传播性质的任何社会活动，而应该黄卷青灯、皓首穷经。
　　 总之，对于多数大陆文人而言，余秋雨是艰深的；对于多数华文读者而言，余秋雨是亲和的。那些文人解释不了这之间的巨大落差，因此只能对他采取回避、矮化和排斥的态度。
　　 有趣的是，大陆作家中有一些人已经在外部技巧上探索现代派，却也无法领悟余秋雨在精神生态上全方位的现代突破。例如，好几年前我在休斯顿美南华文作协的一次聚会上曾询问一位北京来的作家：为什么余秋雨能够受到台湾和海外读者如此热烈而持久的欢迎？没想到他的回答非常轻巧：“余秋雨的作品酸酸甜甜，海外爱吃。”当时在场者都窃窃私语：“真正心里甜甜酸酸的，是你老兄吧。”
　　 又如，我在美国两次遇到一个也是北京来的年长文学评论者李先生，他不认识余秋雨，但每次讲起，总会重复那个青年人散布的谣言，我略有异议，他总是说：“你不知道，在我们大陆，说余秋雨的好话是一大笑话，大家都不读他的书。”但我很快知道，大陆公布五年来全国最畅销十本文学书，余秋雨一人就占了三本。那么，是谁闹了笑话呢？
　　 在对余秋雨的理解上，他们有自身障碍，因此不如广大民众。
　　 他们的自身障碍，不仅仅是嫉妒，也不仅仅是文人相轻，而是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态。余秋雨已经走得很远，与他们处在不同的世界。他的现代意义，正是由他们的不理解来反证的。
　　 好在，他已经出现了，大模大样地存在过了，而且，已经被海内外广大读者清晰地看到了，牢牢地记住了。
　　 我的简单结语是 :就完整意义和深刻意义上的现代性而言，在当代华文文学中，或者上推得更早一点，余秋雨都是空谷足音。他受全球那么多华文读者的长时间欢迎，肯定不止是因为他的文笔和才情。他以个体生命投入无界流浪，让人们在现代意义上感悟了自己的历史和身份，却又立即产生疑惑，急于跟着他继续无止境的精神流浪 ……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