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曾被我们马来西亚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华文作家”。我本人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开始读余先生著作的，觉得有一些重大问题值得研究。可惜我因公司事忙，已无心文学评论，只能给文学评论家提一些研究课题上的建议。例如在“结构”的大题目下就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宏伟叙事（ Grand narratives ）。余秋雨先生把个人旅行历程组接成层层扩大的扇形结构，又在这个扇形结构中连贯出一个大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书生”。这样，他就把一部复杂的历史人性化了，也个人化了，因此也变成了一个“情节”，这就是 Grand narratives 的杰出实践，至今在亚洲无人能出其右；
　　 二，散文策略。余先生的宏伟叙事，在表层采取了一种散文策略，也就是用貌似单篇散文的“印象派散点型结构”来合成。这又是他在民族化和世俗化上的一个冒险实验，因为中国美学讲究散点透视，华文读者喜欢章回切割。他的每篇文章都很出色，但就结构实验而论，我认为是七分成功，三分不逮。成功处是大多数读者都能轻松地读完他的“散文”，并感受到了那些“散文”背后的宏伟激流；不逮处是很多读者仍然把它们看作是单篇“散文”。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余秋雨先生的真实目标是史诗。他把《山居笔记》中那些南辕北辙的话题点化为“在巨大灾难中寻找精神家园”，让人豁然贯通。评论家卓嘉麟先生说《借我一生》是“以家族和个人的跋涉脚印写成了一部宏伟的精神史诗”，真是慧眼；
　　 三，这种散文策略，在现代文学手法上也可以看成是故意“解构”。余先生的“解构”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他笔下有大量动人的情景，被香港董桥先生评之为“朋友间最懂得戏剧性场景铺张的人”，但是他抓住的是戏剧性场景，避开了戏剧性结构。余先生作为一个深知现代主义艺术奥秘的人，不会让一个宏大的结构走向戏剧化和小说化的小格局，又不能把宏大留给抽象和玄虚。他把两个极端都消解了，为自己设计了一种自由的中道。正是这种故意“解构”，使他成为真正的文体意义上的大作家。
　　 还有其他不少课题，一时说起来太长。总之，余秋雨先生是一个大家虽然熟悉却还不太理解的大作家。围绕着他的作品，评论家要做的事情很多，现在还都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