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中国大陆文化界有一些人始终在锲而不舍地批判余秋雨先生，有的已成了不干别的事情的“批余专业户”。不少传媒，也慷慨地让出那么多篇幅来支持批判，一波又一波，乐此不疲。
　　 这场批判的怪异之处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十年来不知道在批判什么。好像比较稳定的批判内容是说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可能写过什么文章，但他们指出来的每一项都已证明是谣言。现在，已经到了余秋雨先生要发出“若能指出一句话来就立即奖赏全年薪水”的悬赏了，但那些批判者直到今天还没有拿着一句话来领赏。
　　 而且经过那么多年，那几个主要批判者的面目，大家也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么一场最荒唐、最没有逻辑的大批判，中国大陆文化界和传媒界怎么会容忍了整整十年？不是说没有人反驳，但总体来说，大家都冷眼旁观、不置一词，有很多还幸灾乐祸。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不是文化界、传媒界中人，是从事电脑技术的工程师，却是余秋雨先生的读者。据我们多年观察，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在集体文化心理上的一系列病灶，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
　　 我们认为，出面批判余秋雨先生的虽然是那几个声名狼藉的人，但在中国大陆文化界希望余秋雨先生“出点事”的人却很多，因此成了那几个人的隐形支持者。对此我们愿意作一点系统的分析。

　　 第一个集体心理病灶，是抱怨民众冷落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文化界心气浮躁，早已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类的矫饰话语了，大家都希望自己拥有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经过多年努力，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突变了，社会转型了，而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方式还没有转型，他们个人又缺少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人格魅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用阿 Q的自慰方式表现出“反抗世俗”的姿态，把自己不被接受、不受欢迎的原因解释成“精英特征”。他们对民众，是怨恨的，但又时时觊觎着民众的爱好和动向。
　　 正在这时，他们发现，广大民众对一个文化人表示出了持久的热情，那就是余秋雨先生。余秋雨先生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这些文化人的预想，例如据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大陆五年来最畅销的前十本书，他一人就占了三本，另外有一本则是他作序推荐的。这使他们对余秋雨先生十分恼怒，实际上心中对民众更加恼怒。但是对民众是不能辱骂的，因此只能用鼓励的眼光看着那几个低层打手辱骂余秋雨先生。他们希望通过辱骂，能使民众受到影响，开始远离余秋雨先生，但事实正好相反，余秋雨先生越被辱骂越受广大民众欢迎，这使他们的恼怒加深了，到了失控的地步。总之，这是一种自我失落的迁怒心理。

　　 第二个集体心理病灶，是看不得别人的健全和完整。
　　 余秋雨受民众欢迎，如果他只是一个通俗小说的作家，他们倒也罢了，但他的学术地位早已不可动摇，比现在这些自命“精英”的人更有资格称作精英；如果他的研究范围只集中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某一段，像个老学究，他们倒也罢了，但他的思维格局十分宏观，古今中外都有包括；如果他有了以上条件却不善言词，拙于表达，他们也能获得一种心理平衡，但他的笔头表达和口头表达都堪称一流；如果他已十分苍老，步入暮年，他们会稍稍安心一点，但他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
　　 总之，余秋雨先生表现出了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长期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健全和完整，这使他们的对比性坐标遭到颠覆。
　　 中国文人总是习惯于在别人的弱项中找到心理安慰，他们喜欢在“仰视”或“平视”别人的时候找到一个可以“俯视”的缺口。但是，余秋雨先生似乎没有向他们提供这种安慰和缺口。
　　 这可以联想到著名电影演员巩俐小姐准备到北京某校读研究生班的事件。照理，不管哪所文科学校的学生都应该欢迎这位美丽的同学的到来，这位一再被选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艺术家，已是中国大陆的骄傲，也是全球华人的骄傲。论学历，她也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对于文学艺术的修养，一般文科学校的研究生中有多少人赶得上她？但是，从网路上看，她却受到了强烈抵拒，原因何在？原因只有一条，她太完美了。那些学生爱慕她又追求不到她，还处处比不过她，因此拼死抵制，甚至用最肮脏的语言来谩骂她，直到她恶心得不想再读什么研究生。
　　 由此可知，中国的自卑文人，在心理上最容不的，是那些让他们增加自卑的人。

　　 第三个集体病灶，是提防出现同时代的大师。
　　 前几天在网路上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周敏先生的文章，说那几个人伪造余先生的种种“问题”进行批判，是因为听到身边很多编辑早已很自然地把余先生说成是一代文化大师，他们受不了。这在长期受平均主义统治的大陆文化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梗塞。很多传媒快速发表他们的伪造文章而拒绝发表反驳文章，也与这种心理梗塞有关。这也从反面传达了一个信息，余秋雨身上出现的大师风范，使他们全部惶恐了。
　　 这是一个几乎不会再出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只有在大师死了之后才会予以追认的国度，但是，他出现了。因此，引起一片混乱。
　　 一位将军的风采，最明显地体现在对手们的混乱和惶恐之中。余秋雨先生是不是一代文化大师，这个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城门之下，他的座骑之前，已经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混乱和惶恐。这般景象，这般气势，实在令人心驰神往。

　　 第四个集体心灶，是“耻感”的普遍麻木。
　　 中国文化曾被称之为“耻感文化”，因为古代文化经典一再把“知耻”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后底线，而“礼义廉耻”四字格言又把“耻”字作为归结。耻感，是法律之外的集体内控力，但在当代中国，特别在文化人中间，已普遍麻木。这一点，在批判余秋雨先生的事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其中有两个主要人物曾被迫在报纸和法院向余先生正式道歉，但道歉过后又转身继续诽谤，那些报刊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妥；又如，那个不断对余先生的文章“咬文嚼字”的人受到读者严厉质询，因为余先生书上并没有他伪造的那些问题，他居然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轻松地一笑，说：“我是想当然！”凭着“想当然”就写了那么多文章、出了那么多书，实在是创造了中外文化史上的某种纪录。
　　 作为“耻感文化”的子民居然变得如此不知羞耻，根子不在他们。那么多报刊凭借着“政府喉舌”、“党的喉舌”的身份糟践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文人达十年之久，鼓励了那批诽谤者有恃无恐，不再言耻。
　　 这种心理背景，也就是那么多人天天制造假酒、假药、假奶粉而毫不知耻的共同原因。那些疯狂的制假者一旦案发会被判刑，但是，为他们作了“不再言耻”的示范的文化人，却还很安全地活跃在媒体上，继续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