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联合国和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 2005 年世界文明论坛”于 7 月 20 － 22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执行主席是印度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玛亚·申恩，被邀参加会议的主要发言者有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伊朗总统顾问阿里·阿塔希、法国英西特基金会总裁基斯卡、巴勒斯坦奥古兹大学校长努赛柏、德国歌德学院院长林贝克、孟加拉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吕曼·梭汉、俄罗斯在反恐斗争立下大功的儿童外科医生罗夏尔，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教授学者。
　　 被邀的中国演讲者，是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教授。
　　 余秋雨教授在 21 日下午发表第一次演讲，题目为《利玛窦的答案》。他演讲的主要内容是——
　　 去年冬天他应邀在北京参加联合国《 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与会各国代表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由问题，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我们为差异而欣喜”。这次世界文明大会的主题仍然是“超越差异”，可见当前世界最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文明与文明之间差异。他认为，让各有差异的文明互相对话虽然很重要，但这种对话不能停留于“城门口的交谈”，而应该互相深入城堡内部进行差异体验。为此，余秋雨教授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四百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通过长期的努力深入体验中华文明的往事。
　　 余秋雨教授说，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代，国力还很强大，军队装备精良，这引起了欧洲一些传教士、旅行家、学者、商人的疑虑，认为这样强大的国家一定有侵略和扩张的意图，这可说是早期的“中国威胁论”。利玛窦带着这样的很多问题进行的三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学通了中文，精读中华经典，遍访博学文士，也经历了无数艰难和危险，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年月写下了《中国札记》，提供了很多答案。对于中国是否有侵略扩张意图的问题，他回答说，从中国皇帝到平民都没有这个企图。他认为中国以农耕立国，满足于自我的一切，连军队也是为了集权的安慰和炫耀，因此，中国有大量内耗，却不会对外侵略。
　　 余秋雨教授说，从郑和七次下西洋而毫无领土要求，到万里长城作为一个象征性标志的纯防守意义，可以证明利玛窦的答案是正确的。余教授还说，自己顺着利玛窦的结论查编了世界各国文献，发现在古罗马、西班牙、日本等不少国家的文献中都有“征服世界”的构想，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却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载。一个民族的历史会构成心理积淀，因此，现在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很可能是利玛窦早已否定过的一种“国际幻觉”。
　　 余秋雨教授的发言在大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不少外国代表觉得有说服力。
　　 22日下午向社会开放的大会上，余秋雨教授的演讲围绕着“全球化时代的艺术”这个题目展开。
　　 他在演讲中说，全球化的潮流，对文化艺术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积极面是，能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开阔眼界，领悟全人类的一些共同精神原则，了解远方的同行们在做什么，并把这些见识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消极面是，全球化潮流的主题是经济的，而不是文化艺术的，但是此间界线很容易模糊，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让国际间的经济强权、政治强权、军事强权转化为文化强权和艺术强权，如果真是这样，那将造成很坏的结果。
　　 余教授说，国际间最好的文化艺术未必有最大的舞台。因为最好的文化艺术总是精细的，而大众总是粗糙的；最好的艺术总是创新的、陌生的，而既定的评判规范总是陈旧的。所以，他反对以国际市场规律和国际统一标准来评判各地的文化艺术。他说，以中国来说，若以国际市场规律来衡量，成功的很可能是中国的饮食文化；若以国际统一标准来评判，出线的很可能是体育文化，而真正具有最高审美水平的唐诗、国画、昆曲等等民族文化则很可能会被埋灭。为此，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定要对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艺术小心翼翼地尊重、维护，提倡互相欣赏、互相体验，不要让种种国际强权把那些最娇嫩的文明成果践踏掉。
　　 余秋雨教授说，我们尊重各民族的艺术，并不是从政治意义上出发的，而是认为人类的文化自由来自于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又来自于多元共存。他说，文化上的选择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更改的自由，这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发言，又一次获得各国代表的广泛好评。
　　 余秋雨教授的第二个演讲结束后，大会的单元主持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桦山纮一先生代表众多来旁听大会的日本民众向余教授提问，因此又引出了余教授的第三度演讲。
　　 问题是：“现在中日关系有点紧张，请问余教授，文化艺术上的交流是否有利于改善民众的心理沟通，从而促进政治问题上的和解？”
　　 余教授的回答是——
　　 文化艺术只能帮助解决一部分问题，广大民众的心理取向是由更大的背景决定的，与历史和现实都有关系，应该严肃地来看待。我本人是二次大战之后出生的，与那场大家都知道的战争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那场战争给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带来无法抹去的深刻伤痛。正是在这样的伤痛中，我长大后耳边听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见，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是经历了极大的内心忍受和精神挣扎才郑重地选择的友好的共同默契的。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希望日本人民能理解。但现在，有一些信号让中国人民担忧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担忧了。这显然已经不是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的问题，而是关及了很多普通人的基本感情。历史的事实是严肃的，谁也玩忽不得，而且我相信广大日本人民也有同样的结论。
　　 余教授说：这次到日本的第一天，我参加了“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展览开幕式”。请看，早在公元八世纪，中日之间就有了那么让人感动的交往。唐玄宗对这位年轻遣唐使亲自褒奖的话语，在世界各国的交往史上很少看到。但是，正因为这种渊源流长的亲密友情，使得中国人在被迫面对中日战争的时候，远比被迫面对鸦片战争更为震惊和愤恨，这也是很能理解的。文化，哪怕再长，也可能被非文化的暴力所毁坏。
　　 但是，说到底，文化比政治更长，也更大。近几十年来，中国老百姓对日本的文化艺术倒是一直没有抵拒过。记得二十年前中国对美国的电影、电视还很少进口的时候，日本的电影、电视却早已妇孺皆知。栗原小卷、高仓健固不待言，连黑泽明、川端康成、喜多郎也在中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这种文学艺术的交流确实使两国人民的心灵沟通大大加强了，我希望这种沟通能不断继续下去，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一起来排除一些坚硬的外在障碍。“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鲁迅先生就中日关系所说过的温暖的话。
　　 余教授的这个发言，受到大会主席申恩教授、俄罗斯的罗夏尔医生和好几位日本朋友的高度赞扬。
　　　　　　　　　　　　　　　　　　　　　　　　　　　　　　　　　　 （杨伦迪 陈琪 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