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前一天晚上该台成立十周年庆典实况，我为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颁奖，由他的夫人连方瑀女士代表领奖。由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文化人为一位政治焦点人物颁奖，这在中国大陆的习惯思维中是无法想象的。但据台湾朋友说，如果由一个政治人物为另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颁奖，更是无法想象的。
颁奖典仪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通过刘长乐先生找到我，说我是他“平生最尊重、最喜欢的作家”。这话他是当着很多高官的面说的，让我汗颜。坐在一旁的前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愉快地笑了，因为前些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采访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没想到，我为连战先生颁奖时，连方瑀女士在领奖台上也说了同样的话。
这样的话，内地文化界人士听了很吃惊，但我在海外讲学时倒是经常听到。我总是不希望这样的声音传到大陆来，但这次连方瑀女士对着凤凰卫视的镜头大声讲出，再加上台湾出版的《倾听秋雨》一书中写英九先生对我的评价，看来是瞒不住了。
我很清醒，永远不会沾沾自喜，但有一点很愉快：我二十年来用感性理性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中外文化，被不同政治背景、不同居住地域的高层中国人接受了。他们这样的人，不可能接受宣传，不可能接受激情洋溢的单向结论，也不可能接受复杂考证，但他们能感受一个受尽沧桑的当代中国学人的忧伤、诚恳和恭敬。
连方瑀女士撰文说，台湾一些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文化人，首先是从我的九本书与大陆产生文化趋近的。在台北遇到原来胡宗南的高参张佛千先生，他说大陆政府应该给我颁发一枚一吨重的勋章。我当时笑着对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说，你们读我的书，就是勋章。
4月6日晚，匆匆飞上海，为亡友陈逸飞先生的一系列活动。
回到家里，看书桌上已放着杨长勋先生写的《陈逸飞传》，是我写的序言。杨长勋先生在逸飞健在时开始写这部传记，在听到逸飞去世的消息后补充大量悼念和追思材料完成此书。我写序言后曾去电话，问何时出版，他回答说，等逸飞的电影《理发师》上映时一起推出。逸飞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走了，由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吴思远先生拍下去，最近才完成。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杨长勋先生本人却也先走了，他居然在今年初春病逝于广西南宁，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诸般友情，仅余伤感，人生在世，叹息连连！
4月7日去江苏昆山周庄，参加“逸飞之家”纪念地的揭幕。周庄之成为今天的周庄，据中央电视台一位专家的分析，得力于三个文化人。一是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他以古建筑学家的眼光呼吁保护古村落；二是陈逸飞先生，他用那幅由哈默先生送给邓小平先生的周庄双桥写生图，使周庄名震天下；三是我，因为写了那篇《江南小镇》，台湾和海外游客有一大半是带着我的书到周庄来的。
相比之下，我觉得逸飞的贡献最大。因为他让周庄成为一种符号，让海外企业家在决定投资中国之前，先接受了中国的美丽。我认为，哈默先生之所以把逸飞的画送给邓小平，是在向邓小平先生解释他前来投资的文化余因。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我把其中的感受写进了逸飞的墓碑。
周庄设“逸飞之家”，提升了周庄的文化内涵，也能提醒人们，周庄曾经起到过的历史性象征作用。当时，他们同时想设一个“秋雨书屋”，但我与逸飞商量多次，觉得不知道在里面布置些什么，发挥什么功用，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时间去，就作罢了。有了他的“逸飞之家”，也就可以了。
4月8日，去松江，参加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逸飞楼”的揭牌。松江多年没来，变化之大让人吃惊。二十年前上海市高等学校评审教授，大多选在松江，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很难长途跋涉到松江来“开后门”（当时也没有手机，评审职称的地方也不能打长途电话）。我由于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很快成了中文学科评审组的负责人。理由是让最年轻的教授负责，才不会在评审中“轮资排辈”。我们中文学科评审，对于多个大学报上来的名单，至多只通过一半。这种严格标准，当然与我有关，因此我也就深深地得罪了上海文化教育界的一大批人。今天重来松江，颇有感慨。但是，松江美丽的容颜使我相信，前进和发展就是一切，其中如果要让一些人支付出一些声誉上的成本，也在所不惜了。真正的杰出者，不决定于评不评，而是决定于时间的选择，如陈逸飞。
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最初构想也来自于陈逸飞，他与我谈过多次。现在他走了，他们在怎么办？主要由谁办？不知道。但我希望，它至少应该像德国巍玛的包豪斯学院。我曾认真地考察过，包豪斯的精神是全方位的生态创意，也就是用创意来改变当代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住房、用具和饰品，以及你想得到的一切。创意处处有，现在常常出现在loft、河边旧厂、画家村。但一旦经由学院领头和选择，等级提高了，权感凸置了，中间民众被说服了，审美历史改写了。
我对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有一种期望：从今天开始的二十年，上海的创意审美，由你吐纳。
我可以肯定，逸飞在九天之上听到我的这个话，也会点头。
4月9日，上午陈逸飞墓地揭碑仪式，在宋庆龄陵园举行。墓碑是我写的，听逸飞的家人和友人说，读完墓碑，他们都哭了，因为我撰写的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他以中国的美丽，感动过世界。”
但是，我不能去，因为民生银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邀我演讲。我的讲题是：“当代中国银行家的文化责任。”
讲完，立即赶到希尔顿酒店，参加陈逸飞艺术基金会的成立典仪，我被选为这项基金的副理事长。
我站在台上，见到台下站着为陈逸飞拍完《理发师》的大导演吴思远先生，便招呼他上台。吴思远先生是香港电影家协会会长，连成龙都是他发现和培养的，可见资历之深。但他出于朋友之道，在逸飞去世之后没几天就接下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这真是艺坛佳话，一个动人的友情故事。我对友情的事极敏感，在上海大导演胡伟民的追悼会上曾发誓因他去世我要离开上海戏剧家协会，至今已有十余年。因此，我立即认吴思远先生为朋友中的圣人。
杨澜也是我、逸飞、思远的朋友。我最后一次与逸飞喝酒，就是杨澜请的客。她这次看《理发师》，哭得厉害，我想，大半是为了友情，包括目睹吴思远先生的友情举动。
还有不少事，就不一一说了，今天是4月22日，晚上去香港。妻子马兰在香港城市大学要讲授一个多星期的“中国戏曲表演”课，我要陪她，同时，为她庆祝生日。她的生日，比伊丽莎白女王晚两天，与莎士比亚是同一天。她的生日，已被命名为世界读书日，因此经常有单位要我在这一天去谈读书，但我这一天岂能离开。莎士比亚的诞生之日与逝世之日是同一天，而塞万提斯逝世又与莎士比亚是同一天。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奇怪的日子》，谈这一天，但我当然不便在文章中说，这一天也恰恰是我妻子的生日。
报上有报道，说中央电视台将重金邀我和李敖担任今年歌手大奖赛的“素质评委”。我知道李敖先生绝不可能来，中央电视台也绝不可能出什么“重金”，就顺便打了一个电话给中央电视台的秦祈民。他说：“这又是无聊小报的恶性炒作！”
但他却又说，考虑到全国无以计数广大观众的反复要求，问我今年能不能再“出来”一次？我已死皮赖脸地狠赖过一次了，他们打来几十个电话都回绝，这次再回绝吗？我笑着说，让我考虑几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