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晚到香港，入住城市大学教师招待所。这次是妻子来讲课，我是“教师家属”，这让我很开心。香港常来，但每次入住香港的大学，心里总有一种极怪异的感觉。由于英国人的原因，香港的大学教师的待遇，全世界第一，可以把哈佛、耶鲁、剑桥、牛津都比下去，但是里边躲藏的不学无术之人的比例，也能把人吓一跳。中国大陆的大学里，不学无术之人也很多，虽然同样误人子弟，但由于待遇低，大家也就算了。相比之下，在香港的情形就严重得多。我觉得大陆的教师在学校里遇到不公平时，想想香港，也就会消气多了，因为我们周围那些过多侵占利益的人，与香港某些教师一比，实在太少太少。为此，我今天破例要算算“经济帐”。
记得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当时的工资在大陆算是高的，上海各报都曾刊登过一条消息：“鉴于余秋雨教授的杰出学术成就，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连升其两级工资，作为奖励。”连升两级是多少呢？也就是从月薪人民币78元，升至87元。为此，全系教师还自动地为我开了庆祝会。但到了香港开会，见到一位与我同龄又是同专业的教授，他很随意地向我炫耀，他的月薪是15万港币。他知道大陆教师的待遇，故意要我吃惊，盯着我看。我没有吃惊，因为那个数字太大，超出了我吃惊的边界，就像我不会为某颗行星与地球的距离吃惊一样。但是，几天之后我倒是稍稍有点吃惊，因为这位教授指导的几个学生也来到了会场。研究生们告诉我，教授为他们开列的主要教学用书，有我的《戏剧思想史》、《观众心理学》和《中国戏剧史》，而他自己却没有写过任何著作，直到今天。
后来有机会到香港好几所大学讲课，发现几乎每个教研室的主要工具书，都有上海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和上海罗竹风先生主编的《汉语大词典》。这些词典，都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高校复课时下令编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编写人员大多从农场回来，境况更其窘迫，居然合力完成了那么多高质量的文化工程，香港教授也承认水平远在他们之上，直到今天还在恭恭敬敬地使用。
我有幸参加与《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出于同一命令、属于同一系列的现代文学教材的编写，知道其中任劳任怨的万般辛苦。尽管后来有人责难我们为什么在文革没有宣布结束时就动笔了，但是，我还是为这种在荒凉年代的耕耘深感骄傲。我当时，编写一小段教材后还要去偷偷地看望被关押的父亲，还要设法借钱养活全家，但又不能让编写组的其他教师知道，因为他们家里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只相信，自己虽然苦，但只要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慢慢总会有改变。
还是回到香港来说，我真不明白，当我们在灾难深处点点滴滴地搜罗和倾吐着文化信息的时候，他们这些从来没有遇到过丝毫灾难，永远是月薪十余万港币的教师们究竟在干什么？当然他们之中有学问的人也有不少，但“南郭先生”的“南郭”程度实在太大了，那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英文系兼课半年，当时付给中国大陆教授的报酬是月薪4千，是他们本校教授的三十七分之一，但我还是感到太多了。有一天中文系一位还算有名的教授叫我们到他们系开讲座，我为了准备，旁听了他的一堂课，一听之下大惊失色。这位教授的中文知识，不会超过一般初中语文教师，不同的是他是在英国毕业的，但讲课中偶尔插进来的几句英文，听起来又是那么可怕。最不能容忍的是他讲课时的混乱逻辑和低级趣味。讲了几个俗不可耐的“笑话”之后还得意地瞟我一眼，意思是：“我多幽默！”但我知道，他的月薪相当于中国大陆一个教授七年的总收入！ 我从当时到现在，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与他们一比受委屈了，相反，反而觉得“南郭先生”很可怜。只不过，有时也稍稍觉得有点不方便，例如当时我曾和高行健先生一起到新加坡讲课，每次吃夜宵时都是别人付，我们多么想付一次啊，但口袋里实在没有钱。当然，这个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我现在总会在吃夜宵时抢着付，反正是小钱，大家也不抢，谁也不知道我在还心里的一笔小帐。
4月23日，马兰生日，与余志明夫妇、郑培凯夫妇一起吃晚饭，吃到快结束时我才说今天是马兰生日，余志明先生吩咐加一盆面条。
4月24日，马兰开始讲课。今天的题目是《黄梅戏两百年》。她不让我去听，怕干扰。两小时后回来，捧了一大堆听众和学生献的花，她分送给了招待所的门卫和清洁工们。我当然知道她会讲得好，她与一般艺术家不同的是，有比较宏观的历史敏感。她与我不同的是，能在讲每一段历史时轻轻哼唱几段来示范，而且又哼得那么有味道。这样，历史就变得非常感性，任何人都能领悟。她说，开了今天的好头，后面的那些课心里有底了。为了祝贺她讲课成功，去“又一城”吃拉面。她不吃牛肉、猪肉，点了个净素拉面。我点了个红红的印尼拉面，一入口，太难吃了，原因是里边有椰汁，甜腻腻的。我们两人都最怕甜（连猛辣、生蒜都不怕），去有的地方，当地朋友以为我们来自江浙一带，菜里放一点糖，我们两人只能搁筷苦笑了。
4月26日，今天马兰不讲课，香港电台从城市大学获悉我们在港，要做谈话节目，无法推辞。前两年香港电台组织市民投票评“十大好书”，我的《千年一叹》也在内，我因有事，没有来领奖，也算欠了他们的情。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是马家辉先生和郑培凯先生。马家辉先生在《明报》还有兼职，《明报》也是大陆那些诽谤我的人的重点投稿目标。马家辉先生后来看到我发出的悬赏声明大吃一惊，知道那几千篇诽谤文章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在那个悬赏声明中说，谁能举出我过去写的文章中有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内容，我立即把自己的全年薪水付他，并立即在全国传媒上公布。当初悬赏是一百天，后来延长了好几倍，至今没有人领赏。马家辉先生说：“读了这个悬赏我才恍然大悟。全中国经历过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敢于发表类似的声明？”我听了一笑，说：“一个社会，不需要太多同情者，却需要几个明白人。整个诬陷事件，并不是在考验人们的良知，而是在考验人们的智商。你至少是一个有智商的明白人。”
又说到上海一个文人“咬嚼”我有多少“文史差错”的事，香港的《明报》、《信报》都登过。我说，在这件事上最让我不忍心的，是被海内外称为“当代最大的文史专家”的章培恒教授，八十高龄了，在大病未愈之时居然写了万字长文逐条反驳那个人，多么辛苦！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周洪林教授也写了长文进行一一反驳。有趣的是，全国一百多家报纸在一天之内同时刊登了那个人“咬嚼”我的文章，却对章培恒、周洪林教授这样的大学者的反驳装作没看见。
马家辉先生说：“大陆报纸和香港报纸一样，追求表层感官刺激，谁去管事情的真假是非？这么一个人咬了你，当然是大新闻；章培恒、周洪林教授证明你不该被他咬，则是常理，大家不感兴趣，报纸也就不登了。这样下去，报纸严重失信，后果确实很严重。”
我笑道：“后果一点儿也不严重。你们应该像我一样，换成下一代的思维。谁让我们相信报纸了？报纸什么时候值得我们相信过？这么一想，百脉俱开。我为什么有那么多文章骂我还那么高兴？因为整个儿把它们当作了一群傻人的游戏。记得很多年前住在龙华，有次到小街去买东西，正好遇到精神病院的一队轻症病人由几个医生领着走过，没想到一个病人指着我喊：这是铁臂阿童木！所有的病人都立即离开队伍跟在我后面大叫大嚷，几个医生怎么赶都没用。他们追了我好一段路，让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针对这种结论，我对几个香港朋友说了一段结论性的话，他们都很赞成。我说：“不要再从道德层面上看问题。今天，由于科技，人类的聪明得到最大展示；由于传媒，人类的愚蠢也得到空前暴露。连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都不会犯的常识错误，我们正用最现代的手段在大规模表演。在古代，一个小人骗不了几十万人，但现在却轻而易举。对这样的事情，生气没有用，只能对人类的命运深表惊讶。”
4月28日，我必须赶到浙江一个叫德清的县，参加“游子文化节”。唐代诗人孟郊是德清人（当时叫武康），写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名句。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但张抗抗已经一再邀请，德清是她的外婆家，这种对外婆家的强烈感情，是我所没有的，因此让我有点震动，当时就答应了。更让我无法推托的是，她把余光中先生也从台湾请来了。余光中先生是我的好友，每次想起就愉快，却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他来，我该去。听说他一下飞机就问我到了没有。可见，有时利用两个人的互相思念和互相尊重一锅端，是邀请人的简便办法。
我和余光中先生被邀在一个“游子论坛”上发言。我不赞成各个地方把这样的事情搞得太浅薄，因此会很认真地讲一讲《孟郊和他所处的时代》。
4月29日上午九时，我将在“游子论坛”发表演讲。我的演讲内容，昨天在脑海里想了一会儿，大概会是这样开头的——
中国文化史有一个中间折断处，那就是中唐。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千百年到此为止，今后的千百年由此开始。中唐的什么时候？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但在前几年，公元751年，安禄山就开始谋划。因此，公元8世纪的最中间一年，成了关键一年。这一年，唐将高仙芝还在今天的哈萨克败于阿拉伯人，确立了阿拉伯人今后在中亚的统治……
正是这一年，孟郊出生。
孟郊出生在群星灿烂的时代。他出生那年，李白和王维正好都是五十岁，杜甫三十九岁，虚岁可称四十。李白到这一年才结婚，真够绝的，妻子就是宗夫人。由此可见，孟郊出生在历史转折处，在这之前，唐代文化已光芒万丈。
孟郊十七岁时，河南孟州出生了一个婴儿，他将是孟郊最知心的研究者，也是孟郊墓志铭的撰写者，他就是韩愈。韩愈后来对孟郊有八字评价最动我心，那就是：“内外完好，色夷气清。”用最收敛的语句作出了最高的人格评价。韩愈，被公认为历史转折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最高领袖，连后来的宋明理学，也以他为源头。因此孟郊，正是最得转折之气的关键人物。
孟郊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他死后两年，李贺也死了；在他死后五年，柳宗元也死了。但李商隐在他死之前两年出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说出这些名字，大家一定会感到，他的时代真不简单。他的前面是李白，他的后面是李商隐，中国由豪迈放达走向神秘温情。这正是最大的转折。
不管转折前，还是转折后，总有很多文人颠沛流离，或寻路，或壮游，或被贬，全成了游子。孟郊那首诗表明，不管是谁，不管怎么游，都离不开对母亲的思念。放大了说，中国历史不管怎么转折，都拉不断慈母手中之线，总是伦理结构的延伸。或者说，中国的历史灵魂就像游子，被控于伦理结构。这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也成了一个历史寓言。
——手边无书，随手写来，日后查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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