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形态的文化，是最容易被“共产”的财富，一经产生和传播，既为公共所享。因此，一个优秀文人及其文化成果的毁誉，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不幸或荣耀，而且关系着公众的文化利益。对某种文化现象的争议是好事，然而不恰当的争议也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鉴于这些原因，即便一个普通读者，对文化争议现象在看热闹的同时，也还应有些思考，以明是非而正确取舍。
文采风骚因苦旅，评说褒贬两纷纭；
见仁见智寻常事，争议是非当予甄。
我对当今关于余秋雨文化现象的争议，久有此感。十年“文革”，几乎造成“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文荒。之后，随着政治春天的回归，余秋雨文化散文勃然兴起，呈一家气象，饥渴的读者一饱读福，一时间，几乎形成“开谈不说余秋雨，读尽诗书是枉然”之势。就本质而言，“余秋雨热”不是热一个人，而是与政治春天回归相应的文化“复活”氛围，若是张秋雨、李秋雨，也会如此。而后，评家蜂起。就学术以至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而言，见仁见智、道长论短，以至指谬责疑，都属正常，也是好事。然而，在“说余”声中，却有种种杂音，起了杀风景的作用。对此，余秋雨在一些篇章里谈过感受，给人的印象是感慨、无奈，也表示了大度。而此后，又有似乎更具“分量”而实为妄言的指摘。妄言难免造成妄听。关于这一方面，也曾看到余秋雨有一些论辩；但就我之阅读所及，对有些妄言，余的论辩触及似乎不够到位，而对有些无理指摘似还没有作出回应，也许已经没有兴趣理会。这种状况，难以尽可能地消除不应有的损害性影响。
2005年11月中旬，在上海同几位朋友又谈论到余秋雨，就一起邀余会晤；一番努力，如愿以偿，我就借此机会，同秋雨先生交流了我的这种感觉和看法。
那天晚上，幽静、雅致的虹桥迎宾馆，七号楼，秋雨偕夫人马兰，我们四个朋友，共六人，相约而至。秋雨很忙，推后了另一个活动。柔和的灯光下，看上去，这位常常被聚焦的文化人，外貌的变化似乎有些赶不上年龄的脚步。
龚：秋雨先生你好！感受你接受我们的邀请，拨冗而来。
我们都爱读你的散文。你的作品不是说教，而是艺术；意蕴灵动而丰厚，文采富丽而多姿，特别是语言舒放而熨贴。你的散文是谈文化的，很多人因此而称之为“文化散文”。我想还可以顺着这个意思往前说，你谈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是文化中的文化，你的书是书中的书。
余：哦，文化中的文化、书中的书，你这说法很文学化。谢谢你说得这么好。
龚：（意识到余此语多半为礼语，而未必认同这样的说法）我原本是个报人。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和自己的职业习惯，只求把客观事物说对、说准，而没有、也不应有说好、说坏的主观故意。
余：说得好。
龚：我对文化有兴趣，又喜欢看文坛热闹，但职业角色同秋雨先生不在一条道儿上，因而对应当如何看待人们关于你的文化形象的评价，未必能说得对和准；能自我肯定的，只是愿望不坏。同时，对基本的雅俗、优劣，自信也能有所分辨。好比说黄梅戏，我只会唱“郎对花、姐对花”，别的就说不上一二三了，但如果听名伶马兰和别人唱，也能听出个高下来。我想就凭这个兴趣、这点自信，作为“旁观者言”，对一些人关于你和你的著作的某些看法，聊聊自己的看法。
余：好。
素昧初逢未陌生，书生意气乱弹琴；
漫说杯浅不成意，但觉味长举亦频。
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聊开了。
龚：文人浮澡也会傻冒
余：文人傻冒不会可爱
龚：一些人一再“责令”你忏悔“文化大革命”。最初看到这样的报道后，我就等着看你的忏悔，然而等到的是你明确予以否定的回答。而“一再”之后，我就联系有关情况作了点思考。
首先，有些人好象并不懂得“文革”是怎么回事，或者故意舍本逐末。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据此，一个人的文革问题也就属于政治问题，那就该让政治部门来查处；文人说那明日黄花，又把它同现在正常的文化现象搅在一起，冬瓜藤爬到茄树地里，上海话叫做“拎勿清”，这种现象正常吗？
其次，据书上生平介绍，印象中，“文革”开始时你才20来岁（余：19岁）。“上到八十三，下到手里搀，全国人民搞人批判”，当时有几个能不“顺着来”而是“对着干”的张志新呢？现在要求当时一个小青年忏悔，那么千千万万的过来人，大概也应包括要求者中的一些人，是不是都要忏悔？否则，这个理怎么讲？
再说，如果一个人确有非同一般的“文革问题”，那么指摘也得有根据，这是常识，而指责者又举不出任何根据来。没有根据却要人家认帐，这种作派，上海人叫“吃牢伊”。这倒正是“文革”中的普遍性做法，可谓“文革”遗风。情况如此，这种忏悔责难也就成了想当然的主观推定，所谓的问题也就是耸人听闻的伪问题。
文人攻讦，历来有之，而如此不合情理、不成道理、不顾常识、仿佛儿戏的喧嚷、起哄，似鲜有所闻。我看这也是傻冒，文人的傻冒。其原因大概也出于浮躁。这一时期，社会上有一种带普遍性的浮躁风气，一些文人也未能幸免。
余：缺乏文化知识的人“傻冒”，往往出于良知、淳朴、耿直，虽然言行未必得当，但是精神、品格还有可爱的一面。文人傻冒不会可爱，他们的“选题”很有杀伤力。主观推定，想当然，伪问题，当然站不住脚；“选题”下没有东西做文章，或者只能做空头文章，也不会有力量。
龚：如此咬嚼弄巧成拙
余：尊重事实澄清视听
龚：你说过，文学批评要有文人的高雅，而不要像小市民对骂。有位金先生在关于文字差错问题上同你进行了一次非现场论战，他那格调、文风，却也让人不敢恭维。
哗众取宠。纠正文字差错，无疑是很值得尊重的一项工作。然而金先生专纠差错的一本书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1950、1960年代，读者纠出了毛主席诗词中的差错，也没人说“石破天惊”，而今纠出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就会让人如此震惊吗？李驾诗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这书名大概由此而来。如是，那么金先生就在为余秋雨补天了？哗众取宠，至少客观效果如此。
强词夺理。金先生指摘的差错未必就是差错，并不是金先生指到哪余秋雨就错到哪。古往今来，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对同一个词的含义的理解和用法，多有变化；用现代语写作，当然该表达为现代人理解或便于理解的意思。可是金先生咬死某个词，只能按原始义理解，而不允许用以表达现代人们便以理解的意思；也不允许人家解释，指责人家的论辩为诡辩。许多成语和词语有几种写法（说法），而金先生也说不行，还讥贬变换写法为“创新求异”。出差错同篡改是两回事，既然说是考辩差错，可又把他认为的差错说成“篡改”，然后就谩骂。这哪像谈学问，而分明是强词夺理、滥逞霸气。然而，事实是，词义、语语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必然性，词义完全变反了的也并非个别，语言的历史也正是在变化中延续的，任何人都霸不住。我可以随便举出许多实例，证明金先生的种种指摘，特别是其凝固的文字学观念，不成道理。
妄下结论。对书中出现错别字现象，本不必大惊小怪，毛泽东、鲁迅、钱锺书等大著作家中都曾出现过。毛在他发表的诗词里，曾将“酹”字错写成“酎”字，“薜荔”错写成“薜苈”。毛偏爱旧体诗和词，他的诗词中有些字、词现代语中已不常见；鲁多涉古，钱更是古色古香。金先生根据自己抓出的“差错”，“宣告”余先生“古文基本功太差，很多事情是不能胜任的”。若按他这样的逻辑，那岂不是对毛、鲁、钱也这般相看？而毛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曾说过：“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批评家可以高谈阔论，而金先生出言如此，令人摇头。
有失自律。没有一百分的学问家，但学术批评毕竟不能像陈佩斯歪戴帽子演小品。让人费解的是，专事咬文嚼字的金先生对自己的基本功却不很注意。曾见2003年7月3日《南方周末》上他的一篇辩文，全文1500来字，毛病可谓比比皆是，比如：“我已经68岁了，我还要什么名？”；“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会来做”，“但是更多的人没有做”；“当然我可能也有漏洞”，“希望以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咬不出东西来”……这类文字多么不合乎逻辑，多么自相矛盾！
辛勤于咬文嚼字，就做学问而言，金先生也是值得尊敬的，然而如此咬嚼，实在是选错了题目，用错了方法。若是王先生、赵先生，也一样。作为读者，我们感到，你们那场论战有损良好的文化氛围。从个人角度来说，金先生逗了自己，而秋雨先生你可能更吃亏，因为大多读者不大可能都弄得清或认真去考辨是非。
余：（披露了一些情况）关于词义变迁问题，尊重事实，你说到的一些意思，著名文字专家、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已有专文详细阐述，可以澄清视听。
余秋雨曾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列为“说清楚对象”（不属于“清查对象”）。从所留材料看，列为“说清楚对象”的理由是：“据上海冶炼厂二分厂反映，该厂一个车间的工人曾集体写信给马天水，抱怨车间主任压制青年工人。马天水曾在这封信上作过批示。这封信是由该厂工人沈立民通过余秋雨转给马天水的，因此需要余秋雨说清楚与马天水的关系。”
龚：余秋雨其实不在围子里
余：我已不在他们的射程内
余秋雨谈笑风生。
龚：我曾写过半篇文章，因为别的事，搁下了，那文章的标题叫做《余秋雨其实不在围子里》。
余：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龚：有一阵子，秋雨先生好像处在一些人的围攻之中，而我觉得，其实你不在他们的围子里。你10年前写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好象有你的影子。
余：那时还没有。
龚：不管那时有没有，现在，或者说后来，这篇文章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感觉。文中用了东坡弟弟苏辙的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你接着写道：他太出色、太响，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引起一部分的嫉恨。苏东坡把“这一部分”的世态彻底看透了，也就在思想观念上突围了，从而摆脱了这一部分人的纠缠。你在后来的《依稀心境》这组文章里，“解脱”、“超拔”、“不当一回事”等词语，好像约略照应了这种境况。你对那些杂音、噪音、喧嚷、起哄也有一些回应，但相比之下，那只不过是“微云淡河汉，疏雨落梧桐”。
余：文章在读者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应，作者难以完全预见。至于在不在“围子”里，我想这样说：我已不在他们的射程内。
龚：都是“不在”，意思差不多吧？而说“射程”，我又想起一种感觉，就是谁漂亮些、挺刮些，就有人向他身上扔泥巴。我就碰到过一个也算文化人的人，他说他不喜欢余秋雨，还得意地说也在网上发了张帖子，臭了余秋雨一把。谁喜欢或不喜欢谁，这当然用不着别人臧否，但既然发表了这个看法，也得说点原因吧？可他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什么，最后说“清楚”的，是说余秋雨名气大，有钱，为什么不参与捐助活动。
余：我也捐了，但我不要报道。（马：已经捐了多次了。）
龚：可这不是关于余秋雨的话题。人离开了个性就分不清张三李四，离开了余秋雨文化现象谈余秋雨，显然文不对题。如果臭得其所，臭余秋雨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等离题的，而且是信口开河的臭法，就是扔泥巴了。
余：人生短暂，赶路要紧。让他们去扔吧，也用不着回头看一下是谁扔的，不要耽误了时间，耽误了事业。
龚：文潮书海谁领风骚
余：决定因素文化本身
龚：尽管关于秋雨先生的声音参杂不一，但有四种现象对种种杂音置若罔闻。一是各种群体读余之热经久不息；二是你的书被盗版不止，表明你的读者队伍还在广大；三是书店里出现了你的书的线装本，而同时代作家的线装本我好像还没见到；四是不断有单位或个人邀请你去讲学、作报告或指导文化策划。这三种现象，反映了公众对文人及其作品的选择状况，也给那些杂音幽了一默。这也似乎表明，文潮书海谁领风骚，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学批评的声音，而是公众的选择。
余：关于盗，现在更糟糕的是盗名，连国外也有人盗用我的名字发表文章，胡言乱语，弄得有人找我发问，余秋雨你怎么啦？
谁领风骚，不知道。某种文化产品的时空“占领”程度，取决于文化本身的价值张力、社会或集团经济的支撑力和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倡导力，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公众的选择也受其自身认知能力和社会因素的文化而存在。一个文人及其创造的文化能走多远、存活多久，当然也难以预见，预言也没有意义，也只有“看”。作家对自己出手的作品只能说一句：祝你走好！
龚：秋雨先生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吗？
余：明年一月一日起，在香港凤凰卫视开设的《秋雨时分》专题节目中讲中国文化，每天一讲，一个星期下来，各讲内容再从头串讲一遍。
众朋友：噢，我们一定认真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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