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北大学生：最近正在隆重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秋雨老师，您这些年来虽然完全不对戏剧问题发言，但大家还记得，您曾经很出色地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多年，写过很多重要的戏剧史论著作，又出任过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学术委员会主席。您难道仍然不对这次纪念活动发点言吗？

余秋雨：1989年6月，我的好友胡伟民导演，在与一个我们原先共同的话剧界朋友激烈辩论后，猝发心脏病而死。我在追悼会上表示，我在话剧界的朋友，一个死了，一个变了，我从此不再问津话剧。在纪念胡伟民导演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作了书面发言，说：“伟民，我以十年的时间，实践了我当初的誓言。”胡伟民导演的儿子胡雪桦导演对我说：“生在当世，已经找不到像您这样的朋友了。”

但是，今天，我要对话剧百年的纪念活动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反映了我国当前文化思维上的一系列重大缺陷，应该讲几句了。

第一，这次纪念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人艺这一个剧团里边的一个风格即“老京味现实主义风格”里边了。这对北京人艺本身来说，已经是“大题小作”，因为这个剧团还隆重地上演过郭沫若、田汉的非京味现实主义剧作，曹禺的《胆剑篇》也不是京味现实主义，更不必说改革开放以来戏剧观念大解放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话剧成果了。
第二，即使把北京人艺自身的各种风格全部加在一起，也远远不能概括北京市的话剧成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团、中央戏剧学院，甚至还有诸多部队和铁道、煤炭部门的文工团，都有非常优秀的话剧成果。它们在不少方面，都高出于北京人艺。遗漏它们，或淡化它们，是不公平的。

第三，话剧的成果还远不止于北京。全国每一个省都曾经有建制健全的话剧团，其中，江苏省话剧团、沈阳市话剧团、广西话剧团、四川省话剧团、广州市话剧团、湖北省话剧团、山东省话剧团、内蒙古话剧团，都曾创作过让人难忘的佳作。请记住，中国话剧百年，是指整个中国，而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剧团。

第四，特别需要提一提上海。虽然现在上海的文化综合实力越来越难于与首都比，但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上海是中国话剧的一大重镇。尤其是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从抗战一开始就回国领导着以上海为中心的爱国戏剧运动。一九四九年之后，上海的戏剧环境远不如北京，经常受到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极左棍子的压迫，但是，黄佐临先生在那么艰难的情势下居然提出了“世界三大戏剧体系”（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和梅兰芳体系）的宏伟构架，震动世界，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写意戏剧观”，在极左时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自我确认。我至今想不出在整个中国文化界，一九四九年之后有哪一个理论建树超越过“世界三大戏剧体系”和“写意戏剧观”的提出。文革灾难结束之后，年届高龄的黄佐临先生受邀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成为当时北京文化领域的一大盛事，这台戏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中的人格进行了严肃的拷问，思想意义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当时无与伦比。我认为，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忘记了黄佐临先生，就像掩盖了一位最重要的主角，是不可想象的。我敢断言，连曹禺先生、老舍先生、郭沫若先生、田汉先生、梅兰芳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容忍这个可怕的缺漏。

第五，这里又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文化观念的差异。话剧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是一股又一股开启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浪潮，冲激在每一个历史转型期的最前沿。我们不应该拿出二、三个“没有争议”的精致作品，来代替这种宏大的文化浪潮。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浪潮主要有三拨。第一拨浪潮是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科学、民主、自由的启蒙，成为新文化的最勇敢实践，波及范围极大，连年轻时的周恩来、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都参与了。“百年纪念”不能忘了这个精采的开头；第二拨浪潮是抗战时期，以重庆为基地，以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为主力，以话剧唤起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影响巨大。话剧在作为号角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并且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崇高的地位；第三拨浪潮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灾难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话剧又走到了第一线，批判窒息人性的极左思潮，呼唤自立、反思、创造、寻根。启动的标志是七十年代后期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到了八十年代，话剧运动简直是风起云涌。即便是北京人艺，也在万众瞩目中演出了《狗儿爷涅槃》、《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均为林兆华导演，后三部均为高行健编剧）。当时北京，还有大导演徐晓钟、陈颙、王贵等人在活动，徐晓钟先生后来的《桑树坪纪事》和陈颙女士的《高加索灰阑记》、《风流老镇》都不应该被遗忘。当然，我前面说了，这第三拨浪潮的另一批领头人在上海，即黄佐临先生和胡伟民先生。全国各省的话剧团也都积极参与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

第六，话剧百年，更不能遗漏它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国际文化交溶的先导者。说实话，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感性地了解国际人文，主要是通过话剧。电影是后来的事，又良莠不齐，不像话剧总是搭建经典桥梁。正式通过话剧，中国文化实实在在地亲近了易卜生、莎士比亚、莫里哀、契诃夫、奥尼尔、阿瑟密勒、萨特、贝克特、迪伦马特，和其他许多国际经典名剧。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还没有真正开放的时候，话剧已经为这种开放作了比较充分的文化准备。中国人后来了解世界的速度，远比世界了解中国快，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很多文化人早就从话剧中获得了不少感性启蒙。令我奇怪的是，当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已经大幅度开放的今天，反而对话剧失去了开放观念，把它的百年历史越说越局促，越说越琐碎，成了一个剧团的老演员们的零碎回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七，话剧百年，其中那个“话”字，也就是指中国话。因此，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衍生出去的华语话剧，都应在纪念之列。香港话剧团一直有不错的业绩；台湾的话剧从姚一苇先生到赖声川先生，更有骄人的成果；连新加坡，也深受中国话剧百年的影响，已故大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在话剧上的贡献，在整个亚洲都不陌生，而他生前又与黄佐临先生和北京人艺的一些艺术家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话剧百年，必须要关注与百年相称的空间幅度。
第八，话剧百年纪念，还不应该忘记：话剧教学，是今天整个中国影视业的人才培养基地。因此，也是今天广大民众主要审美活动的重要起点。对此，我为了避嫌，不多说了。

总之，话剧百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真正的大事，牵涉到整个国家走向现代的精神命脉。话剧百年，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有青春活力，最有突破性和挑战性的篇章。把它全部降低为某一个小院落里的老人追思、旧戏回味，是对历史的改写，是对雄魂的肢解。

我这么说，并不是不尊重北京人艺。正因为尊重，就不希望让它处在一个很不恰当的位子上。这就像钱塘观潮，即使是我自己长辈的背脊挡住了后人观看浩阔大潮的视线，我也会搀扶着长辈移位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